后疫情时代的草根公益机构:幸好没放弃,希望寄托在今年

疫情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总会好起来。

春节过后,随着新冠疫情逐渐退去,各行各业也迎来重启的时刻。三年疫情,许多行业都经历了一番煎熬,公益领域也不例外。

6年前,一位育儿嫂的作品《我是范雨素》爆红,让北京工友之家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一家致力于为打工者提供文化服务的公益组织,发起人王德志与孙恒、许多最初创办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随后成立工友之家,想帮助打工者更好融入城市、更好发展自己。

经历3年新冠疫情后,这家公益组织似乎很少再被人提起。虽然范雨素们仍然在坚持写作,他们的乐队还在唱歌,但机构当前面临生存危机。工友之家的资金来源包括一些基金会和企业的项目资助,以及公益商店的收入、儿童培训的收入等。2021年疫情开始的那一年,也是工友之家最难熬的一年,几乎颗粒无收。虽然2022年有一些收入,但依然入不敷出。

中国发展简报曾联合多家公益组织开展的《2021新冠疫情后期公益组织困难与需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疫情对于中小服务型公益组织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负面影响。28.8%的机构收入减少了50%以上,其中有11.3%的公益组织甚至减少70%以上。有近两成的公益机构受到很大影响,将难以坚持下去;还有15-20%的公益机构甚至可能已经关闭。

降薪

工友之家发起人王德志说,他身边不乏因为运营困难而关闭的公益机构,其中两家机构关门后,将一些社区服务项目和公益物资捐给了工友之家。

鼎盛时期,工友之家曾经多达上百人,现在只有约30人。“我们并没有裁员,而是一些员工对公益行业失去了信心,收入减少,生存都成问题,还谈什么理想。”一位离职员工告诉记者,公益行业工资水平原本不高,3年疫情期间又被迫多次降薪,导致工资减少了一半,那些背负房贷的员工只能另谋出路。

“就是想让北漂内心丰盛一点,面对生活的苦难有个地方歇脚。正是这个信念,让我们一直坚持了20年。疫情这三年,真的有些坚持不下去了。”王德志告诉《中国慈善家》。

2021年开始,工友之家员工的工资多次被推迟发放,几位负责人为了让机构能“活下去”,早已负债累累。

为了节省开支,工友之家也在收缩空间,减少办公场地,用“断臂”的方式进行节流。疫情让原来的大部分公益项目停运,他们不得不开发一些新的项目进行“自我造血”。

王德志和团队也想了很多创收的办法,比如增加一些收费的项目,针对一些对员工有公益实践要求的大公司,设计相应的公益项目、提供公益岗位等。而此前,这些业务并不是工友之家的重点服务项目。

2021年除夕,北京工友之家工会举办的就地过年活动。

兼职

安徽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以下简称“救助中心”)是一家服务于乡村儿童的民间公益组织,最早于2006年以网络形式发起,2009年开始探索并实施乡村学校支教项目。2011年11月在安徽省民政厅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开始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民间公益组织迈进。目前专注于预防性侵和家暴、帮扶留守儿童。

救助中心处于公益链条的下游,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和基金会的项目合作,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政府购买服务和收费培训项目。近3年来,与救助中心开展合作的基金会的筹款能力出现断崖式下滑,尤其是疫情刚开始的2021年前3个月,基金会合计募集规模环比下滑了约7成。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中心一度只能靠借钱保命。

不过,在其负责人叶文婷看来,机构运营出现困难,疫情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救助中心的公益项目内容也是一个方面。

在2014年之前,救助中心的重点业务是传统助学。每资助一个贫困生,先筹款,再去学生家里走访核实,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要用到实处。这样的公益项目,对于一个规模不大的公益组织而言,因为人手有限而很难把工作做得很细。从项目效果来看,覆盖贫困生人数有限。不过,正是在这一公益实践过程中,其负责人和志愿者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性教育缺失,导致被性侵的现象时常发生,留守儿童的性教育刻不容缓。

“当时不少机构都在关注助学助困,少我们一家没啥影响,但安徽地区留守儿童性教育问题没有被公益机构看见,我们认为这一领域更具紧迫性。”叶文婷告诉《中国慈善家》,经理事会研究后决定,对公益方向做出相应调整。

2019年至2020年疫情发生前,近两年时间,仅在合肥地区,救助中心主要针对儿童的性教育活动就覆盖了10万人次,同时还推动了安徽省20余家公益机构关注和参与帮扶留守儿童、预防性侵和家暴问题。

救助中心的这一次方向转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不过,叶文婷后来发现,一些企业和基金会仍是倾向于传统的助学项目,要么就是更关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领域,而性教育相关的公益项目并不受青睐。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救助中心的筹款额度就已经在下降,甚至还没有转向之前的一半,而疫情更使它的处境雪上加霜。

工友之家,范雨素参加皮村文学小组沙龙活动。

救助中心主要在社区、学校开展线下开展活动。儿童性教育项目线上开展活动的效果本来十分有限,疫情期间,大部学校还取消了线上一些“副课”。这样一来,救助中心这3年基本处于停摆的状态,一些原来与之开展合作的基金会也终止了合作。

2021年12月,救助中心和一家基金会签署协议,让他们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但不幸的是,因为疫情等不可控原因,2022年年初,协议被终止执行。更遗憾的是,该项目前期阶段的垫资也无法收回,让他们损失惨重,最终只能向理事会借款3万元保命。

2022年,救助中心的项目收入减少70%,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有员工到期的合同无法续约而选择离职。

救助中心也曾尝试直播,并加大宣传,启动月捐,但收效甚微。以月捐为例,中心3个月筹集的资金不足1万元,而且大部分还都是公益伙伴之间的相互支持。直到2022年9月,救助中心终于有了一年来的第一笔进账,才得以续命。

“去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叶文婷说,“今年还不知道。”

为了坚持下去,救助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甚至不得不去找一份兼职来赚钱养家。

不放弃

“3年来,我已经投入了所有的物力、人力和财力,真的太难了。”上海杨浦区恩三民族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恩三”)负责人高慧告诉《中国慈善家》。

该中心是一家致力于给手艺人、残障青年、非遗基地及企业搭建平台的公益组织,通过系统培训,助力残障人士学习技能,灵活就业。团队从管理者到执行者都是残障伙伴,并在全国形成了多个社群。

高慧说,她和团队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让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要断层和消亡,帮手艺人传承手艺,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社会价值。

恩三走进中小学、高校,以公开课的方式进行宣传。原以为单是高校推广项目,也会前景很好,养活机构完全没有问题,谁料到新冠疫情来袭之后,高校项目全部被叫停。

2022年11月18日,恩三民族文化传播中心在上海市杨浦区阳光之家举行“非遗刺绣助残青年创业就业”的订单签约仪式。

三年间,收入几乎为零。为了让机构能继续生存下去,高慧将机构人员从8人减少到只剩下2个残障员工和她自己。此外,高慧又陆续从家里拿出近百万积蓄给员工发工资、跑项目。

“我根本养不起一个全职的员工,我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工资了,社保也断了。”高慧说。

最困难的那段时期,除了家里的资助外,所有亲朋好友也借了个遍,还有小额贷款的额度也用完了。家人认为,高慧所坚持的公益事业是一个“无底洞”,要求她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回归家庭。高慧也曾有所动摇,但想到这些年结识的那些手艺人和残障人士,她仍然想再坚持一下。

“疫情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总会好起来。”高慧说。

她还表示,坚持下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赌气”。在最困难的时期,创始团队成员一个个离开了她,并且都是不欢而散。高慧固执地认为,如果自己放弃,就是被别人言中了。她相信,经过这些沉淀,自己能为机构找到新的出路。

“幸好没有放弃,相信今年会好起来的。”高慧说,自从疫情管控措施放开后,恩三已经陆续接到一些项目。

高慧的这种心情,王德志也深有体会。他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将“关门走人”作为选项之一。“工友之家都坚持了20年了,大多数同事都是合作多年的伙伴,都想着再熬一熬,实在坚持不下去再说。”王德志说。

在王德志看来,工友之家从建立到团队的成长,再到形成自己的服务模式,都蕴含着公益人和普通民众的付出,关闭了就意味着这些付出白费了。

“我们是比较幸运的,也算熬过了最艰难的过期,但未来会怎么样,还是未知数。”王德志说,今年的目标是先把因疫情停了的项目找回来,增加机构自我造血的能力,把员工的工资补齐。

2022年8月,北京工友之家文集《劳动者的星辰》出版,书中收录文学小组9位成员14篇作品,文集封面上是范雨素的经典金句:“写作就是为了大声说:我存在!”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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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