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从《越绝书》直播看内江史志长河激荡‖刘德元

《典籍里的中国》之《越绝书》(完整版)

从《越绝书》直播看内江史志长河激荡

刘德元

近年来,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陆续推出一批《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类节目,尤其是第二季第五期(2月4日20点档)《越绝书》的热播,再度引发史志界对我国地方史志文化的又一轮追捧和热议。

《越绝书》以明代方志大家杨慎为主要人物视角,通过央视节目主持人撒贝宁与杨慎对话,解读与回溯《越绝书》的成书、仁义民本思想和吴越争霸的历史故事,展现“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这一中华民族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值得当今方志人温故知新与文化传承。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中国方志绵延千载、赓续不断,其滥觞于秦汉(如《越绝书》)、发展于魏晋、定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仅宋元以来,历代保存下来的旧志就有8000余种10多万卷,约占全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历代都把修志工作作为一种官职、官责,并颁布政令进行统一规范、统一管理。历朝历代,从官方到民间,对方志编修均极为重视,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志书资源。

内江自古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一条九曲回环的沱江,以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胸襟和气度,孕育出如苌弘、范金卿、赵雄、赵逵、赵贞吉、骆成骧、喻培伦、张大千、张善孖、范长江、晏济元等一大批古近代风云人物和书画界巨子。在今天,内江更是以新形势下的全新视野和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气度,以成渝铁路、成渝高速、成渝高铁为依托,撬动内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新高地。然而,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都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人文的哺育;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需要不同的载体和不同的形式以文化人。就像最近央视热播的这部《越绝书》,描述的虽是一个地区的地理风貌、历史迭变和文化进程,但却以小见大,折射出中华民族融合大背景下不同文化扩散传播生成影响的历史进程。

内江历史悠久,是开发较早的巴蜀腹心城镇之一,最早为蜀族活动地区,夏、商为梁州之地,周为雍州之地。

战国时期(前316年),秦国兼并蜀国、巴国,于今川西设立蜀郡(治成都)、川东设立巴郡(治江州,即今重庆),内江随之纳入秦国版图,并成为巴、蜀两郡往来联系的通道和驿站。

东汉初叶,内江地域属资中县地,隶犍为郡,顺帝汉安元年(142年)从资中属地析出汉安戌,为内江县建置之发端。《华阳国志》载:“汉安县郡东五百里,土地虽迫,山水特美,宜桑蚕;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一郡丰沃。”

北周天和三年(568年),撤汉安置中江县,属资阳郡。

隋朝初创时,文帝览天下图经,见蜀地沱江九曲回环“自三堆山水萦回,至黄石折,中江城在水中”,顿觉不快,因其父名杨忠,为避父讳,遂命史官将中江县改为内江县,内江,由此而得名。

此后,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内江先后经历过后蜀晚期的动荡,元初蜀中的战乱,明末张献忠绞四川的兵燹,前后长达200多年的灾劫,致使内江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建制无存,地荒民散,百年不可设官,志乘亦无片纸之传。

直到清康熙年间,内江无论城区建设还是经济建设才初见端倪。据清康熙《内江县志》载:明成化五年(1469年),邑令谢熙奉令筑城,围地9里3分,改土墙为泥石城墙,墙高1.7丈,厚1.5丈。

晚清,内江县城有主要街巷11条,城外街巷12条,面积约1平方公里。

民国初期,拆除少量城墙扩街路,整治店面。

1935年,川政统一,内江隶属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区(治所今资中县城)。

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11月,内江县城解放时,面积约1.2平方公里,人口6.03万人。此时的内江市民,大多数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主要从事糖业、麻类、酒类、土烟、土布、染料和少量日用百货的生产和经营。全城无供水排水系统,无消防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极其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江主要靠甘蔗生产及其蔗糖工业来维持和推动内江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缓慢,七八十年代初具规模,形成了以糖业为主体的工农业生产体系。至此,以糖业为基础的甜城内江迈入新的历史时期。

今日内江(唐广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关于内江方志的典藏与出版,从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全市3县2区的方志资源——旧志有资中县5种,其中清朝的4种、民国时期的1种;威远县有清朝的3种;隆昌县有清朝的2种;东兴区有清朝的3种、民国时期的1种。新志方面,资中县2种、隆昌县2种、威远县2种、东兴区2种、市中区2种、《内江市志(1935—2006)》1种。也就是说,截至2020年,内江市辖区县旧志有14种,新志有11种(含市志1种)。

特别是《内江市志(1935—2006)》从2008年启动到2020年出版,笔者全程参与编修,回顾过往艰辛,总是心绪难平,感触良多。

《内江市志(1935—2006)》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内江市志编纂委员会新修的第一部地级市志书,上限起于1935年,下限止于2006年,断限72年。《内江市志(1935—2006)》严格按“历史之延续性,内容之广博性,材料之真实性”的要求,遵照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编纂体例,采用语体文记述,述、记、志、传、图、表、录综合运用,总述、大事记、专题记事冠于前,附录、索引、编后记殿于后。全书分上、中、下3册,依次设有建置沿革、自然环境、人口、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其他党派、民国议会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人民政协、社会团体、政法、军事、劳动人事社会保障、宏观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管理、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政电信、城市建设环境保护、财政税务金融、旅游、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民政、民族宗教、民俗、人物等31编155章505节409万字,对内江1935年至2006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客观记述。

《内江市志(1935—2006)》篇目设置重视继承、借鉴和创新相结合,展示了科学合理的优点和长处。在结构上横分部类,类为一志,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从根本上保障了志书体例结构循规合辙,不偏离、不异化。

《内江市志(1935—2006)》在形式上有“通纪志”特征,在篇目设置上把握“新修志书”这一特点,既继承传统志书篇目,又借鉴其他地区二轮志书篇目,如第一篇建置沿革,从州、郡建置到地、市政区,“名、隶、辖、境”的时序变化脉络清晰、贯通古今;第三篇人口,第一章人口概况上溯至唐宋元明清,同时将人口普查内容从统计工作中析出并入人口部类。第四篇中国共产党,下分三章,第一章中共内江地下组织,第二章中共内江地(市)委员会,第三章中共内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与行政监察。把中共内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与中共内江地(市)委员会并列入志。将第五篇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其他党派置于民国议会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此等做法在传统志书的篇目上有所创新。内江地处成渝中心,交通优势明显。《内江市志(1935—2006)》交通篇从古道到高速公路,单从篇目看,即可体现域内交通优势与历史变迁;在其他篇目设置上,既考虑事涉民国时期的16年历史,又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6年内容,横排纵述,详今明古,不缺失主要事物和事物的主要方面。

内江也是旅游大市,旅游业的篇目,二轮志书多在文化部类中设置篇章,《内江市志(1935—2006)》将其独立设篇,使之体现文旅兴市和经营性服务的本质;将财政、税务、金融合为一编,突出三大部类既独立又关联的经济属性,体现出管理型经济工作的性质。

客观地看,《内江市志(1935—2006)》篇目设置的这些变化,虽不是编纂者的首创,但却充分证明,该志编纂者对各地续修志书创新经验和做法的关注与重视,这种注意吸收和借鉴外地编纂经验与做法的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

可喜和可贵的是,《内江市志(1935—2006)》编纂者在篇目设计中不但重视继承和借鉴,还从实际出发,在创新篇目方面倾心尽力,收到良好实效。第三十篇民俗第二章社会组织,第三章方言,第四章歌谣 谚语 歇后语 行话 隐语,内容涵盖从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脉相承的民俗文化及其变化规律,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继承、借鉴和创新结合设置篇目,使全书篇目结构既得体又合理,实现篇目“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的目标。

归纳起来,《内江市志(1935—2006)》以时为序纵写要务,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编纂者在实现这一质量要求方面尽了很大努力,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述体运用高屋建瓴,钩玄提要。《内江市志(1935—2006)》总述全文1万余字,综览总述,全局在胸;篇章下设无题述,文字多则上千,少则数百,总述、篇章下述把志书各篇章节各不相通的类别联系起来,彰明因果关系,反映事物规律,使得百科之业得以相互贯通,综览全述,事半功倍。

第二,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加纪事本末体,一事一条,不枝不蔓,72年无一遗漏。分志交叉重复处置恰当,部分内容采用“通纪”记事或上溯至清代中晚期,建置沿革、人口、民俗、人物贯通古今,主要事物脉络清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

第三,专纪选题从“民主革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共选专题23条,内容基本涵盖了内江72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出台的重要文献,其中多数为首次登载,存史价值极高。

第四,第二篇自然地理第一章自然条件第六节植被,主要植物名录采用“二名法”,即拉丁文与汉语并用,如“松科Pinaceae 松属Pinus Linn 马尾松Pinus miassoniana lanmb。”等,这在二轮志书中很少见到,是该志一大亮点。

第五,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把中共内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与中共内江地(市)委员会并列入志。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按照二十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五条: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第四十六条: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据此看来,《内江市志(1935—2006)》将中共内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与中共内江地(市)委员会并列入志,遵循《党章》,合符志体。

第六,第十三篇宏观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第一章经济水平,下分产业状况、国民收入、人民生活三节,记述了内江从1935年到2006年的产业状况、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资料详实,文表互动,拿捏得体,时代特征非常明显。

第七,按新志书章节体架构,一般志书都在篇、章、节横排之后,从目开始,按一、(一)、1.序号分设分目、子目、子子目。反观《内江市志(1935—2006)》在篇、章、节横排之后,节下不再按序号细分子目,而是将“目题”的标识采用黑体、楷体、加粗和不加粗来区分一级目和二级目,此等设计在二轮修志被有的专家称之为篇章节条目体。此等做法,不设序号的好处在于避免了志书“公文化”倾向,将字体取代序号,其实就是志书章节体与年鉴条目结合之举,虽属传统,却有创新。

《内江市志(1935—2006)》断限72年,人物荟萃,人物篇分人物传、人物简介和劳模名录3章。人物传从春秋时期孔子之师苌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去世的内江籍著名作曲家王锡仁共计38位历史人物,其中不乏被内江人表述为“一师、二相、三状元、四大家”的一师苌弘(孔子之师);二相赵雄(抗金名相)、赵贞吉(文渊阁老);三状元范崇凯(巴蜀状魁)、赵逵(天子门生)、骆成骧(清代状元);四大家除一代高僧丈雪未入传外,有喻培伦(大将军)、张大千(国画大师)、范长江(新闻巨子)。这些都是内江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内江市志(1935—2006)》为其立传顺理成章。

此外,《内江市志(1935—2006)》劳模名录只收录获省部级及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此等做法也可圈点。二轮修志,有相当多的志书为了彰显本地人物,把本不够入志标准的人物加塞入志,或入人物简介,或入人物名录,大有“一部志书半人物”之势,造成志书越编越厚。《内江市志(1935—2006)》在人物名录列表中,只收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单位表彰的劳动模范,此等做法,值得倡导。

《内江市志(1935—2006)》填补了内江无地、市级大型文献资料的空白。1935年至1949年,内江隶属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治所资中)。1949年12月内江解放后,设内江专区(治所从资中迁内江),后改内江地区,20世纪80年代开始区划调整,先后经历过“撤地设市”“地市合并“撤市设区”“撤县设区”等重大调整。到1998年2月,内江市辖区由此前领8县1市调整为领3县2区,也就是说,从1935年到2006年,内江还没有一套全面、系统记录内江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大型文献资料。2008年,内江市人民政府决定启动《内江市志(1935—2006)》编纂工作,到2020年底《内江市志(1935—2006)》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完成了内江地方文献的“原始积累”,填补了内江无地、市级大型文献资料的空白。

综上,我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东方特有的价值观和创造力。回溯历史,从《越绝书》《华阳国志》到当代地方志书,从《尚书》《史记》到二十四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不绝书。正所谓“郡邑之志,犹国家之史也。国家无史,一代之政治、典章无以考。郡邑无志,一方之风土、人物无由征”(清王槐龄《补辑石硅厅新志·序》)。至此全国三轮三级修志或即将启动,我等志人,将共同为承担史志延续的使命而努力!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德元(内江市党史地方志)

供稿:内江市党史地方志研究中心 地方志编纂中心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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