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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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之所以是“陪”和“读”，就是农村家庭越来越以孩子读书为家庭的核心，并以此配置家庭资源。孩子教育从“顺带的事”变成了“专门的事”，陪读主体也从爷爷奶奶变成年轻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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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性陪读其实是用她自己个人的投入来弥补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弱势。这种弥补虽然和其他阶层的家庭相比微不足道，但对农村女性个体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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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域教育供给的角度理解陪读现象，政府把大量的学校集中到县城，导致学生进城。学生虽然进城了，相关配套却没有跟上，最后家庭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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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妈妈有底线目标和高线目标。底线目标是孩子不能学坏。高线目标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现实情况下，这些妈妈的目标和期望会在底线和高线之间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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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成长跟陪读有关系，但是关系没有特别强。影响更大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是陪读妈妈到底会不会教小孩儿，第二是整个县域的教育资源，或者说家庭能为孩子争取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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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妈妈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责任伦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为了孩子。在责任伦理的支撑之下，农村陪读妈妈的选择是不计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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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妈妈最大的困境就是没人帮，尤其是孩子比较小的阶段，社会支持弱，全部都靠一个女性来做。另外一个相伴随的困境是这些女性面临情绪问题时很难调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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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本身来看，这些陪读妈妈看上去是自己主动选择的，但她真的有得选吗？她不去陪，还能怎么办？她们其实是被迫退回到家庭。女性到底是越来越解放了，还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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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陪读解决的是孩子的问题，但是孩子的问题很多应该由公共部门来承担。假如认可了女性陪读，其实就是变相把这些社会责任转嫁给家庭，家庭不得累死。
“陪读妈妈”现象作为城乡教育的一个缩影，行之有年。但仔细观察这个群体，会发现她们的面目是模糊的，她们的行为逻辑和心理状况也是被忽视的。陪读妈妈为何陪读？她们的期望和目标实现了吗？如果孩子成绩不理想怎么办？实际生活中又面临哪些困难？腾讯新闻母亲节特别策划“看见·陪读妈妈”，对话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王旭清，一起发现学者眼中的陪读妈妈。
对话专家：
王旭清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腾讯新闻教育：为什么会选择陪读妈妈作为你们的研究对象？
王旭清：我们团队关注陪读妈妈现象是非常偶然的。每年我们都会做很多田野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年轻女性会选择陪读。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很多中西部地区像山西、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等地，陪读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后面我们就开始做陪读的专题调查。
腾讯新闻教育：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陪读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你觉得如今的陪读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王旭清：我们之所以觉得陪读妈妈是一个问题是通过对比发现的。
农村家庭以前陪读现象不突出，就算陪读，也不是年轻妈妈在陪。以前不陪读或陪读很少，不是说农村家庭不管孩子，而是这个家庭不会围绕着孩子上学这件事去配置他们的家庭资源。
比如，以前带孩子的更多是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不可能无时无刻围绕着孩子的学业，他还要干自己的活。基本情况是我在村里干着活，顺便带一下孩子。但是现在，陪读之所以是“陪”和“读”，就是越来越以孩子读书为家庭的核心目标和任务，并以此来配置家庭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对待教育从“顺带的事”变成了“专门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以前顺带完成这件事的主体是爷爷奶奶，现在专门做这件事的主体变成了年轻女性。以前都是年轻夫妻两个人出去打工，爷爷奶奶在村里带孩子。现在女性不出去打工了，她专门回来带孩子。这是一个新现象，一个新变化。
腾讯新闻教育：你们在陪读妈妈的研究中发现了哪些核心结论？
王旭清：第一个结论，农村女性陪读现象主要有三个影响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教育资源在县城的集中。第二个因素，虽然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城，但是整个城区的配套是不足的，包括给家庭的支持等。第三个因素是农村家庭越来越重视教育。陪读妈妈现象就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二个结论，区别于女性视角，我们是站在家庭的角度来理解女性陪读现象。如果站在女性的视角，可能会觉得返回家庭是女性的保守和倒退。但如果站在家庭的角度，你会发现陪读妈妈是家庭策略的表现。当农村家庭意识到教育环境在发生变化，他们会主动调整和适应，适应的结果就是年轻妈妈回来陪读。
第三个结论，我们要把农村陪读女性和一般概念中理解的全职妈妈、家庭主妇区分开来。农村女性的陪读其实是用她自己个人的投入来弥补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弱势。这种弥补虽然和其他阶层的家庭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对农村女性个体来说是非常巨大，非常消耗的。
整体来看，农村女性一旦处于这个结构之中，就会被深度捆绑在母职的位置上，也会把她们和其他阶层的母职区分开来。比如，条件更好的中产或者中产以上的妈妈，可以把很多事情外包出去，通过花钱，或者调动父辈的支持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农村陪读妈妈来说，她们没有这些资源，只能通过无尽的付出来弥补家庭的弱势。
腾讯新闻教育：你刚刚提到的城区配套不足具体指的是什么？
王旭清：举个例子，我之前调查过一个地方，当地城区的中小学生已经占到全县中小学生的百分之七八十，也就是大部分学生已经在城区上学。但是城区所有小学都没有食堂，没有校车，也没有相应的住宿条件。没有的意思就是这些全部都要靠家庭自己去解决。怎么解决？只能是陪读。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研究视角，就是从县域教育供给的角度理解陪读现象。所谓供给就是把大量的学校集中到县城，导致学生进城。但是学生虽然进城了，相关配套却没有跟上，最后家庭负担加重。
腾讯新闻教育：为什么主管部门不能提前配置好相关服务呢？
王旭清：首先，相关部门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可能计划好一切再行动。很多时候一个政策下来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比方说我刚才调查的那个地方，现在城区学生占比这么大，也是地方政府没有想到的。最开始撤点并校，政府部门可能也没有想到全县的学生哗一下涌到县城来。根据当时的政策意图，学生应该先去各个乡镇集中。
其次，不排除地方政府有意推动教育进城。但推动的目的不是教育，而是土地财政。但用教育，包括其他方式推动城镇化挣来的钱，未必会用于教育相关配套。这就关乎地方政府财政问题，还有地方政府怎么去识别真实的教育需求并加以回应的问题。目前来看，很多地方其实是很难回应进城后产生的新需求的。
另外，如果从财政角度来说，地方政府就算想解决这个问题，又能拿什么解决呢？我们都知道县一级的财政自给能力很弱，能用在教育上的钱就更少了。可能就算地方政府想解决，他们也有心无力。
腾讯新闻教育：从你们的调研来看，这些年轻女性选择陪读，最直接或者最核心的期望和目标是什么？
王旭清：在接触这些陪读妈妈之前，我有一个想象，以为她们都想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后来随着访谈量越来越多，我发现农村家庭妈妈有一个底线目标，也有一个高线目标。
底线目标就是孩子不能学坏，不能废了。怎么算废了？每天躺着玩手机，不务正业，被社会上的人带跑偏。这个就是她们理解的学坏。高线目标就是她们常说的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以后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去问每一个家长，她可能都会这么说，但其实她自己可能没有想过一定要去实现这个高线目标。
现实情况下，这些妈妈的目标和期望会在底线和高线之间摆动，这个摆动由小孩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决定。如果孩子到一定的阶段表现出不是学习的料，妈妈就会想，至少我孩子没有学坏，那我陪读还是值得的。如果她发现孩子学习成绩还不错，有机会考上大学，她就会进一步去规划。
腾讯新闻教育：你们后来有没有做过回访，这些陪读妈妈中有多少人实现了目标，有多少妈妈发现和期望差的有点多，自己也比较沮丧的？
王旭清：我们也做过回访。回访中我们发现，陪读家庭里的孩子变坏的概率很小，但你说他特别优秀，考上名校什么的，也非常少。我们就在反思一个问题：农村家庭都有一个女性专门回来陪孩子，但为什么孩子并没有一飞冲天？
其实，孩子的成长跟陪读有关系，但是关系没有特别强。影响更大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是陪读妈妈到底会不会教小孩儿，第二是整个县域的教育资源，包括这个家庭能让小孩上什么样的学校。第二个因素不用多说了，我们展开讲讲第一个因素。
去年我们访谈过一个年轻妈妈，她已经把女儿培养进大学，现在正在陪儿子上小学五年级。
女儿五年级的时候她还在外面打工，那会儿她女儿还在村里面，由爷爷奶奶带着。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女儿变得越来越像男孩子，不守规矩，大喊大叫，每天也穿得脏兮兮，不注意形象。她觉得不行，这孩子需要有人管，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妈妈在村里待了不到一年，发现村里的教育环境不好，比如随口说脏话，不守规矩等等。后来她就搬到县城里去了。她是她们村特别早到县城的。
刚要带孩子去县城的时候，村里的人还说：“我们村的学校装得下别人家的孩子，就装不下你家孩子？”她没有理会，还是带孩子走了。
到了新学校小孩不适应，加上妈妈刚回来管她，她对妈妈也比较生，甚至有一种怨恨的情绪。这个妈妈为了把女儿管好，大概两三年都没有工作，也用了各种方法教她守规矩，比如女儿哪天没有做什么事，她就罚她不准吃饭，或者让她自己走回家。为了让女儿好好学习，她在租的房子里不装电视，自己也不玩手机，就这样从头到尾一直陪着孩子学习。
等到女儿上高中，她会特别关注女儿的心理问题，注意调节她的情绪。高三的时候，有一次女儿回到家跟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因为她女儿发现自己开始跟其他的小孩儿不一样了，尤其是跟她以前在村里面的玩伴不一样。她开始理解她妈妈了。
这个妈妈从女儿五年级一直陪读到高考，最后女儿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这个妈妈就特别有成就感。自从她把女儿培养出来后，村里的人再也不说她了，反而开始效仿他。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陪读妈妈一定要会教小孩儿。会教小孩儿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个是妈妈对环境很敏感，她知道什么样的环境对女儿的成长更好。这个成长不仅包括学习，还包括其他的行为习惯。第二个就是平常学习过程中女儿需要注意什么？为了让女儿学得更好，我应该怎么做？这个妈妈她会以身作则，立好规矩，同时注意孩子的心理问题，掌握了很多和孩子沟通的方法。
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家长在农村家庭里面并不多，甚至说很少。大部分的家长陪孩子能陪什么呢？就是给孩子把饭做了，让孩子每天穿得干干净净地去上学，督促他们按时把作业写完，然后不闹事，不惹事。这就算陪的挺好的了。至于说学习多好，待人接物如何，消费观是什么，这些家长是没有意识的。家长能做的最多就是照料和监管，最后培养成普普通通的孩子。
腾讯新闻教育：既然知道自己的孩子未必能考上大学，为什么还要陪读呢？
王旭清：第一个，也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是责任伦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为了孩子。什么叫为了孩子？就是她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了，不就是为了小孩而活嘛？如果这个孩子没学好，变成废人的话，我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得回去陪他，不能让他学坏。如果陪的好的话，他说不定还能考上大学，过更好的生活。
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女性要实现自我价值，要为自己而活。如果你去跟农村家庭的陪读妈妈接触，你会发现她们对为自己而活是没有概念的，她可能也不太能理解。既然不是为自己而活，那为谁而活呢？最后就变成为孩子而活。
这些女性通过为孩子付出感觉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花了这么大功夫，小孩根本就没学出来啥，她还会去投入。在她们看来，我陪读了，至少我尽心尽力，无怨无悔。她们并不要求孩子给她一个回报，或者教育上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她们会觉得这是当父母能做的最好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在责任伦理的支撑之下，农村陪读妈妈的选择是不计成本的。很多条件不好的家庭女性也会回来陪读。这个行为的大规模发生也显得不那么理性。
除了责任伦理，环境也是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什么环境？就是大家全部都在陪。那么多人都在陪的时候，你陪不陪？很多地方已经出现“妈妈陪小孩儿，天经地义”的说法，你不陪压力就特别大。另外，女性本身也会变。她原来处在一个大家都不陪读的环境里，没有陪读的意识。但是当大家都开始陪读之后，她主观上也会改变，最后卷到陪读里面。
腾讯新闻教育：这个责任伦理只在母亲身上有吗，父亲呢？
王旭清：父亲也有，这种责任伦理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同时存在，但是具体到生活实践会产生分工。
目前来看女性通过陪小孩的方式来尽父母的义务，男性通过在外面拼命挣钱养活一家来完成责任，他们相互配合。我们只看到妈妈的付出，看不到爸爸，其实他在外面也很辛苦。你想女性回来陪读之后，家庭收入就减少了，男性在外面就要更拼命地打工挣钱。
我访谈过一对夫妻，他们都在苏州打工，妻子在一个工厂里干得不错，已经升到小主管级别，工资有五六千。就算这样，她还是选择回来。丈夫还在苏州一个工地上干重体力活，要上夜班三班倒，每天工作时间有12个小时，非常辛苦。他当时已经快40岁了，拼命工作养活一家三口。
腾讯新闻教育：在你的调研中，典型的陪读妈妈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王旭清：根据孩子的状况我把陪读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三岁到十岁，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这个阶段里的女性主要就是管各种家务琐事，接送孩子，看小孩写作业等。省事儿的妈妈可能晚上就把孩子送到小托管班做作业，做完作业再接回来。这段时间闲下来就去跳跳舞，见见朋友，逛逛街。下午送完孩子回来的空闲时间，有的妈妈会去打打牌。但是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妈妈都忙得晕头转向，得闲的比较少。
第二个阶段是十到十四岁，孩子从三年级到初三。这个阶段里的女性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管教小孩。孩子基本上可以自理，日常生活不需要她管。但是这时候的孩子喜欢玩手机，开始叛逆，各种各样的社交群体也开始增多，在学校也可能不听话，青春期的问题也出现了。比较有空的女性，能找到工作的都会去做一点兼职，同时管管孩子的状态。
第三个阶段就是孩子上高中。这个阶段家长主要负责做饭，给孩子进行心理疏导，提供情感支持。其中最难的一点就是跟孩子沟通以及引导孩子。这个时候孩子的学习压力比较大，很多孩子情绪不好，容易顶撞父母，亲子冲突会比较多。另外就是对未来的规划，这也是很多家长感到困难的地方。除了高三，这个阶段的妈妈大部分时间也是可以出去工作的。
腾讯新闻教育：陪读妈妈群体面临哪些实际的困境？是觉得累，还是感觉孤单？
王旭清：我观察到最大的困境就是没人帮，尤其是孩子比较小的阶段，社会支持太弱了，全部都靠一个女性来做。在这种状况下，女性是不可能工作的，她需要全职照料孩子。
另外一个相伴随的困难是这些女性面临情绪问题时很难调节自己。她们每天服务的对象就是孩子，孩子有脾气了，她也不敢吱声。老公不在身边，家人也帮不上忙，朋友们也都有自己的事情，最后连吐槽的人都没有。
有一次我问一个陪读妈妈日常怎么排遣，她说她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去公园或者广场上走圈儿散步，运动或者跳舞，还有就是看小视频，看那种育儿类的短视频，还有煽情的视频，这样能排解一下自己压抑的情绪。
孤单寂寞的状态比较少，除非少部分女性确实心不在小孩身上。这部分女性确实也有，也会造成各种家庭问题，但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女性还是一心围着孩子。我调研的很多女性，尤其是边工作边带孩子的，她们的状态是每天忙的都不知道孤单了。
还有的困难就不是女性个人的困难了，可能是所有农村家庭都要面对的，就是儿童教育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跟小孩沟通？怎么处理亲子关系？另外还有学业以及孩子未来的规划。这两个是农村家庭普遍的问题。
除了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之外，还有一个压力来自丈夫，尤其是陪读不是特别成功的妈妈。她本来就不是特别会教小孩，结果没陪好，丈夫就会觉得，你每天就在家陪个孩子，你都陪不好。其实别人根本不知道她陪孩子的过程有多困难，压力有多大。
腾讯新闻教育：陪读妈妈现象带来了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
王旭清：最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能给孩子兜个底。但整体来看我觉得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从女性本身来看，现在这些陪读妈妈看上去是自己主动选择的，但她真的有的选吗？她不去陪，还能怎么办？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们其实是被迫退回到家庭。女性到底是越来越解放了，还是相反？我们整个社会到底是鼓励退回家庭还是走出家庭获得更好的发展？这个是值得思考的。
从家庭来看，第一个影响就是家庭的负担问题。女性退回家庭导致收入减少只是一方面，更进一步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积累能力。以前女性不陪读，夫妻俩可以一起打工，一年能拿回来好几万，时间越长，家庭积累就越充分。现在女性回来陪读，这个积累就没有了。
不仅积累没有了，家里面的钱还被掏到县城，只是为了维持普通生活。我们看到大部分中层的农村家庭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如果他们再咬咬牙给小孩在城里买个房子上学，基本上就是一个负债的状况。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掏空家庭的过程。问题是孩子还不一定能培养出来，这么一笔账，越算越不划算。
第二个对家庭的影响主要就是家庭矛盾，一方面是亲子矛盾，另外一方面是夫妻矛盾。很多夫妻分开时间长了确实会出现问题。有的是夫妻一方有外遇，最后导致家庭破裂。但更多是因为经济问题。女性回来陪读之后，男性在外面赚不到什么钱，感情又淡了，家里又没什么钱，眼瞅着日子越过越不行，家庭也就支撑不下去了。
女性回来陪读解决的是孩子的问题，但是孩子的问题很多应该由公共部门来承担，不管是教育还是社区支持。假如认可了女性陪读，其实就是变相把这些责任交给家庭去承担，家庭不得累死。社会责任不断转嫁给家庭，压力越大，就不会有人再生孩子了，也会直接影响生育。
我们去问这些陪读妈妈，她们生二胎的意愿是非常弱的。现在生二胎的主要是80前那一批人，生的时候还不会想到教育负担问题，稀里糊涂就生了。但是85后，尤其是90后啊，他们看到了女性带两个孩子有多辛苦，现在教育压力有多大，基本上都不会再要二胎了。
腾讯新闻教育：面对这些困难，有什么办法解决？
王旭清：国家出台了很多措施来减轻家庭的生育负担，包括育儿假、育儿津贴、儿童托育等等，但这些对农村家庭来说都没什么用。
怎么去减轻农村家庭的生育负担？我们调查中发现县域空间非常重要，其中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是控制好教育城镇化。大部分中西部县城有推动教育城镇化的能力，但是没有能力在县城建立配套体系。
对家庭来说这两个需求特别重要，第一个需求是小孩看管以及连带的妇女支持。现在进城的家庭大部分是租房子住，社区周围没有支持系统。县城里可不可能在陪读妈妈聚集的地方形成某种组织，来提供支持？另外一个需求是小孩课外生活组织。这个也直接关乎儿童的社会化。现在要么是学校来组织，要么是家庭来安排。学校组织总感觉还是在上学，课外的话有条件的家庭就安排去报班，条件一般的家庭基本就放养。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在家门和校门之间建立一个公共空间，没有学校那么正式，没有家庭那么私人，也不像市场那么分化。就以小孩的同辈群体为主，低成本地把孩子们的课外生活组织起来，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游戏玩耍，写作业学习，培养兴趣爱好，也多留下些珍贵美好的童年回忆。
另外，乡镇也很重要。乡镇本身是分类型的，有的乡镇人口流出多，有的乡镇还有一定的人口聚集能力。现在的国家资源分配不分乡镇类型，无形中造成大量的浪费。对于人口聚集的乡镇来说，资源又不够用。
我们要重新思考乡镇教育服务的配套，包括体系的建设。比如可以选几个人口可以聚集的乡镇，主动去打造。这样就算家庭想要去陪读，不用一步就跨到县城，那样成本太高，可以小跨一步跨到乡镇里来，这样成本会稍微低一点儿。
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对于县域农村家庭来说，是最紧迫的需求。有支持系统，建立起家门和校门之间的第三方空间，有进城的缓冲地带，女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出来，家庭负担也会轻一些，很多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