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龙云争取贵州辖制权的考察(1934—1936年)

作者:段金生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2年第1期

摘  要:因地缘、行政区划、制度传统,以及政治心理因素的作用,龙云一直谋求黔省辖制权。龙云的实力及政治影响均弱,要实现“统制黔省”的政治目标,受到蒋介石与两广尤其是桂系等多方制约。在这一复杂过程中,龙云对国民党中央采取既配合、又“谈条件”的策略,使蒋介石在思考黔省辖制权归属时不得不重视其态度。龙云积极谋取黔省辖制权,但受制于实力不足,具体策略又呈现出被动色彩。龙云运用的策略及手段,是民国地方实力派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真实写照,也是国民党政权统治脆弱的表现,呈现出民国政治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龙云 蒋介石  桂系  贵州  军阀

1934年底,中央红军入黔,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而至,很快引起西南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力量正式进入西南地区,与西南各地方实力派关系更趋微妙;另一方面,两广尤其是桂系更加重视经营与滇黔实力派的关系。因地缘、政治、经济诸因素之影响,民国时期滇黔桂等派系之间的关系长期交织难解。龙云开始主政云南时,蒋介石正在为统一全国而与其他势力争斗不已,一时无力顾及云南,反而需要云南牵制川桂势力,以在国民党内部博弈中壮大自身。同时,龙云也需要获得蒋介石的支持来维持其在云南及西南地区的地位与影响。双方之间大体维持着相安之局。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滇桂皆希望借此时机,取得对黔省的辖制权。蒋介石利用滇桂双方的这一心理,将黔省辖制权作为制衡双方的重要筹码,根据形势变化反复调整贵州归属的思路与计划。蒋、桂都想借重于龙云,龙云亦在蒋、桂之间寻求平衡。在争取黔省辖制权过程中,龙云在蒋、桂各方势力之间周旋,既有主动出击,亦有被动因应。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地方实力派的现实生存逻辑,也呈现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均以自身私利为取舍,缺乏共同政治追求与目标的复杂情境。

关于这一议题,海内外学术界对蒋、龙关系已有较多关涉。20世纪八九十年代谢本书、牛鸿宾关于龙云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因时代及资料所限,偏重于对龙云的单向度分析。杨维真对蒋、龙关系进行了较全面探讨,但对蒋、龙、桂三方围绕黔省辖制权的博弈论述较少。汪朝光、易劳逸、罗敏等学者,均对蒋、龙关系展开过探讨,但由于侧重不同,对龙云谋黔历程论述不多。范德伟、赵旭峰对龙云“兼领黔地”一事进行了较集中的讨论,但在资料运用、对龙云谋黔前后经过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等方面仍有拓展空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政治,有着丰富而多元的历史面相,一方面,国民党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另一方面,国民党并没有消弭内部各派势力的权力纠葛和“半独立”状态。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龙云谋求“统制黔省”的历史背景,重点围绕1934—1936年龙云谋黔的政治判断与政策调整展开探讨,力争透视黔政归属过程中龙云与蒋、桂各方的策略及意图,分析各派不同政治目标及其路径选择的内在逻辑。在谋黔过程中,龙、蒋、桂等各派力量的反复博弈,既呈现出西南地区政治格局演变基本脉络及地方实力派生存逻辑,也从另一维度揭示了国民党政权表面上统一的脆弱性以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深层根源。文中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龙云“谋黔”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形势愈演愈烈。1924年,有论者对民国成立后的政局描述道:“民国扰攘,历十三年矣。此十三年中之政府,执政者虽屡有更易,而政治未上轨道,政象每况愈下,殆为一致之现象。纵有时政府基础,略臻强固,国内曾隶一统,而执政者大抵徇私害公,虚诈相尚……政治乃成个人之政治。”更有论者,将当时之中国,称为“战云弥漫之中国”。北洋时代的西南诸省“久主自治”,并一度发展成为割据势力,但“内讧迭起,团体破裂”,关系复杂多变,滇黔尤显特殊。

(一)周西成“援滇”

龙云执掌云南政权后,与贵州当政者周西成的关系十分紧张。辛亥革命后,唐继尧曾任贵州都督。蔡锷调离云南后,唐继尧又继任滇督。唐氏离黔时宣称:滇黔“本属连坼,遇事仍可商办”,应化除界限、不分畛域,“不欲以黔事自限”。护国战争后,唐继尧试图将四川纳入云南势力范围,以成为称霸滇、川、黔的“西南王”;贵州则因“地瘠民贫”,刘显世亦想“宰割四川一隅之地以养兵”,在“政治上的一切行动,均系追随滇唐”。不过,周西成掌黔后,滇黔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很快就由唐继尧所言的“连坼”关系演变为对立,双方纷争不断。

周西成主政贵州后,黔籍地方名士周培艺(周素园)在1926年提出,贵州应主动交好国民政府,其原因在于:贵州局势“对外尤急于对内”,“国民政府统治下,为粤、桂、湘、鄂、赣、川、黔七省,而政治组织犹循旧式者,四川外,惟贵州耳”;并且,“一军之何(指王伯群妹夫何应钦——引者注),十军之王(指王伯群——引者注),对于贵州,果遂坦然忘情乎?政府纵不督过,何、王纵安淡泊,而攀龙附凤之徒,假危词以耸之,借现状以挑之,不敢保其不生波澜也”。他向周西成建议:“凡革命诸省已有之机关,无妨设立,已行之事例,无妨仿效,乃至部队之编制,内政之措置,勤求训示,以博政府之信任。”周西成初始“颇纳其言”,且逐渐与国民政府联系。然而,周氏基于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等方面的考量,很快选择“走两广路线”。政治上,周西成认为“不能不靠拢两广”。周氏曾拒绝拥王伯群主黔,故为“王、何所忌恨”。他担心何应钦、王伯群“跟蒋介石历史久,关系深”,若“走蒋的门路”,则“必为王、何所堵死”。经济上,周西成也认为“不能不依靠两广”。因为贵州地理上接近两广,出产的鸦片烟“不能不找销路出口”,而“由广西、广东出香港,比较方便”。此外,周西成认为军事上也“不能不依靠两广”。周氏想“开疆拓土”,需要“械弹补充”,这些可通过两广从英国购买,遂与桂系签订“黔、桂联盟协约”,与蒋介石日益对立。同时,与云南的关系日渐紧张。

龙云掌握滇政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唐继尧再次下台,形成龙云、胡若愚、张汝骥鼎立之势。但是,这一局势很快失衡,唐继尧去世后各方失去缓冲人物,随即爆发“六一四”政变。胡若愚、张汝骥战败后率余部逃往滇黔川交界处,分别求援于贵州周西成、四川刘文辉,成为滇黔关系逐步走向对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对于胡若愚的求援,周西成很快作出支援决定,主要基于如下因素:一是认为滇军历史上曾“征服”贵州,借胡若愚及旅黔滇人请求“援救滇省”为名,可“雪奇耻而壮声威”;二是可扶植周西成妹夫毛光翔攫取云南政权,既拓展了贵州势力,又能满足周西成“黔滇联帅”的野心。随后,派遣黔军分路“侵入罗平、曲靖、宣威”。当然,周西成认识到黔军入滇表面虽师出有名,但必然招致云南内部的反对,故不断调整入滇理由:初以“奉命救援”为由,继曰“调停内乱”。对此,龙云反驳称黔军系“乘隙入滇”,名为“应胡军之请,而实则别具野心”。1928年1月中旬,占据曲靖的黔军4个团及胡若愚、张汝骥余部均被龙云击败,周、龙“结下了不解深仇”。

胡若愚、张汝骥之所以能得到周西成、刘文辉的支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胡、刘、周早有联系,此前曾“结盟”。张汝骥与周西成既是贵州讲武学校同学,又在唐继尧督黔时结为拜把兄弟。另一方面,胡、张向周表示滇、黔“宜照中央规定”,组织一个“如政治分会之类”的统筹机关,愿意以周作此机关之主席。另外,周西成、刘文辉也想借此时机向云南发展。因此,三方一拍即合。其实,龙云又何尝不想控制贵州呢?

(二)龙云支持李燊返黔倒周

周西成“援滇”失败后,其内部很快面临危机。原黔军袁祖铭余部改编的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对周西成早有不满,想取而代之。李燊向龙云请求“援兵夹击周西成”后,龙云积极响应,于1929年春派滇军入黔助李倒周,以示报复。客观上,此时龙云初掌云南政权,稳定省内政局是关键,但李燊返黔,为其控制贵州提供难得的借口。龙云这一决定,一举两得:既可报周西成“侵滇之仇”,又可向贵州“扩张势力”。

此时,贵州为蒋介石及桂系所关注。1928年11月,当李燊与周西成作战失利时,蒋介石、何应钦曾致电周氏,令周不得追击李燊。然而,桂系李宗仁则“电促此方(指周西成——引者注)努力夹击”李燊。蒋、桂如此态度,是出于各自政治利益的不同考虑。自从桂系迫使蒋介石下野后,蒋、桂之间矛盾日深,而周西成与桂系交好,蒋介石对此早已不满。蒋介石支持李燊返黔,故在李燊失利后马上下令停战,其实是想保存李燊的实力来牵制周氏。桂系自然希望周西成击败李燊,以稳定贵州局势,稳固其战略缓冲空间。时任周西成顾问的平刚对蒋、桂关于黔政的打算认识深刻,认为蒋、桂“将来或将借吾黔为彼双方之导火线”。

贵州之所以为各方所重,主要在于其地缘战略位置。若控制贵州,则北可窥视四川,西可威逼云南,还“可以改变鸦片输出的通道,从经济上扼杀桂系”。因此蒋介石虽对周西成不满,但表面上一直笼络,力争周氏拥蒋反桂。

是时,蒋介石以中央名义“力求统一”,为“削藩”而召开编遣会议“缩编军队”。桂系势力在北伐胜利后发展迅速,控制范围“由两广、两湖直达平津”,遂为蒋所“嫉忌”,借桂系夏威、胡宗铎等由湖北起兵武力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案为由,发动蒋桂战争。然而,周西成私下批评蒋介石军阀作风,称“现在中央已不成体统,蒋介石欲联冯玉祥、唐生智,大用共产党攻击桂系”,反而与桂系联系密切。对蒋的命令,周“不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就是软抵硬抗”。蒋对此虽十分不满,但为了使周不公开支持桂系,取得对桂系的政治宣传优势,对周表示“贵州所处环境,彼(指蒋介石——引者注)能谅解”。

蒋介石对滇黔因李燊返黔引起的紧张关系,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劝和调停,一方面则暗中“挑唆”以收渔人之利。1928年8月25日,蒋专门致电周西成,赞其“治理黔疆,军民各政,成绩斐然。……更闻顾全邻交,与滇复好,排斥众议,巩固西南,益征拥护中央之至意”,表示“所需兄之助力正多,苟不利于兄及黔者,中当力为制止,望兄安心努力,勿为浮言所动”。这是对周西成的一种安抚。8月26日,蒋又致电龙云,称赞龙“整军治民,滇政刷新”的功绩,并言“凡有为兄及滇害者,中当制止,望兄放手做去。所商军事党务诸端,俟数日后回京决定”。蒋介石希望借龙云牵制桂系,支持龙云就是为了制衡倾向桂系的周西成。当然,蒋也不希望滇黔冲突引起西南地区局势动荡,故当滇黔冲突加剧时,又致电龙、周二人劝言,“滇黔唇齿相依,谊如兄弟。比年以来,微生嫌隙,旋复盟好”;希望双方“力尽守土之责,以副倚畀之重”,彼此罢兵修和。

蒋桂战争正式爆发后,蒋介石认为周西成与桂系关系过深,对其“恐难置信”。蒋表面要求滇黔停止纠纷并出兵讨桂,致电龙、周二人,称桂系“不得志于湘粤,将转而图滇黔,利用兄等(指龙云、周西成——引者注)过去微嫌……遂其席卷西南,凭作根据之野心”。但同时,蒋任命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令其借道贵州入广西;并密令将李燊部划归龙云指挥,“以厚兵力,且以监视周部,俾滇军入桂容易通过黔境”。这一安排,既可借助滇军力量牵制周西成,又为滇军入黔提供了理由。于是,龙云遂以李燊为前敌总指挥,组成联军向贵州推进。此举使贵州“几入危境”,后因滇军左路孟坤部联合胡若愚、张汝骥“起而图滇”,龙云“其势遂劣,一变而为守势”。周西成原计划“趁此图李(指李燊——引者注)”,但贵州内部长期对其统治“大不满意”,且周亦很快在督师作战中于关岭县鸡公背被龙、李联军流弹击中而死,贵州遂派绅耆与滇军在安顺议和。龙、李联军进驻贵阳后,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发布由龙云负责处理黔政的命令。同时,龙云也想借机将贵州“纳入滇系的控制之下”。卢汉专门致电蒋介石,请蒋同意云南方面派遣李雁宾为慰劳使入黔。这一安排,是想利用李雁宾曾在贵州任职的经历来调和滇黔各方关系,以加快龙云控制贵州计划的实现。蒋内心虽然想直接控制贵州,但此时无此实力,又为了争取云南支持其对桂作战,于1929年7月3日同意了卢汉所请。

是时,龙云在云南的统治还不稳固,贵州内部对滇军与李燊十分抵制,而四川刘文辉一面“补助胡、张、孟图滇”,一面又支持赖心辉部与毛光翔部向贵阳进取。受上述因素影响,滇军及李燊部被迫先后撤出贵阳。龙云此次图黔,虽实现了对贵阳的短期控制,但在各方因素作用下很快失败。

龙云控制贵州的打算一直存在。在蒋桂战争及中原大战中,龙云对蒋均表示了支持,一方面是对国民党派系斗争进行判断后的策略选择,另一方面也有借机向贵州拓展的意图。不过,直到1931年3月10日发生的四师长政变被敉平后,龙云才完全控制云南政局。至于内争激烈的贵州,龙云虽通过支持犹国才争夺黔政,但一直没有找到辖制贵州的合适理由与时机。1934年底中央红军入黔引起西南地区政治局势变化,加之蒋介石与两广斗争的发展,为龙云谋求对贵州的辖制提供了机会。

二、滇桂“谋黔”的策略与行动

龙云在稳固其统治的过程中,虽然掌握了“一支比较完整有力的滇军”,但这支军队发展至1936年,正规常备军“兵额约共三万余人”,并无过多干涉省外事务的实力。他虽一直谋求控制贵州,但因自身力量有限,只能采取支持犹国才与王家烈争权的方式来影响贵州。至1934年底,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附近,局势开始发生变化,龙云亦因势调整对黔策略。

(一)龙云“出兵防堵”的谋算

早在1934年9月,针对红三、红六军团及中央红军的活动,龙云分析认为,贵州内部“正滋纠纷,贺龙窜入,渐扰腹心,形成坐大”;萧克“率众数千,经过湘南,有窜入黔川模样”;而赣南“‘共匪’实力尚在……内地既负隅不易,窜居黔川各境,亦势所必至”。他判断中央红军虽然可能会进入黔川,但“不会进入云南”。当然,他也认识到滇川黔三省“地形毗连,唇齿相依”,云南方面还是要“有所防范”;其中,迤东因“边连川黔两省”,是重点防范区域,要“构筑碉堡,力图自卫”。

龙云虽采取了防备措施,但无主动出兵“防堵”的打算。滇军名义上受蒋介石中央的认可,实际上是一支“纯地方性的”军队。龙云执政后虽然一直表态支持蒋氏,但实际上希望维持云南“半独立”的地位,对蒋亦怀戒心。中央红军于湘江突围后,蒋介石急令各省“追堵”,也要求龙云出兵,并将云南出兵作为制定对桂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1934年12月26日,蒋介石致电钱大钧称“滇龙如愿派兵协剿,可允桂方之请。或自动派兵至普安或兴义,以防匪窜滇也”。蒋介石将龙云出兵作为允许桂系派兵入黔的前提,是因为桂系与王家烈联系密切,桂军入黔将影响局势平衡,故希望借助龙云之力牵制桂系。

龙云对出兵防堵一事颇感踌躇,在1934年底召集了多次会议研讨对策。对于是否出兵,云南军政界主要有三种意见。其一,不出兵。认为中央红军不会进入云南,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以保境安民为好”。其二,强调重视云南省内防备。认为中央红军“不易防堵”,应“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早作坚壁清野之计”,则红军到后“必无所获,自易退散”。其三,应派兵防堵。认为“为策万全计,与其拒之于境内,不如拒之于境外”。若不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既无合适理由,也会引起蒋的不快;但若出兵防堵,则又有国民党中央军入滇的风险。如何应对,龙云难以决策。

时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孙渡综合各方判断,向龙云献策:蒋介石追堵中央红军“实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对于云南而言,只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其“以后无所借口”。如果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国民党中央军“必跟踪而来”,则“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云南方面应采取以下策略。一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即在中央红军未进入云南之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使中央红军不能“进入云南为最好”。二是应“追而不堵”。云南兵力不敷分配,防堵任务“不易达成”,中央红军若进入云南,滇军宜“追”而不宜“堵”,让中央红军尽快“出境为好”。龙云赞成孙渡此议,决定出兵,委任孙为第十路军总指挥行营主任,并担负指挥全责。

蒋介石并不确定龙云是否能遵令出兵,专门派遣黄格君等人入滇,观察动向。龙云在1935年1月5日向蒋表示“滇中已集中兵力,相机防剿”,并支持贵州军事装备“以尽邻省之谊”。蒋介石在1月8日致电龙云,询问“入黔兵力可出几何”,若到毕节“最快约须几日”等细节,要求“派最精锐者当之”。但龙云称,“滇省因未悉入黔追击之整个计划,且滇军任务如何分配,又未奉钧座令,为避免黔王(指王家烈——引者注)误会起见,故只将部队集中于滇东北宣威、平彝、曲靖、陆良等县,以为自卫之计”。龙云此电,有多层含义:一是表示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二是部队集中于滇东北“自卫”,可防止中央红军入滇;三是所谓避免王家烈误会,既是不仓促入黔的借口,也从另一维度表明其有借机谋黔的考量。在毛光翔主黔时期,龙云因滇省内部未靖,毛氏又主动“言和”,双方“复归于好”。王家烈主黔后,桐梓系内部分裂,龙云遂支持犹国才与王对立,以此影响贵州。1933年2月,犹国才因与王家烈内争失利而退守罗平时,龙云就在滇黔边境以“剿匪”名义派兵一团作“佯攻之势”,以牵制王家烈在盘县一带的部队,为犹部缓解压力。

龙云“素有吞并贵州之心”,现在“既奉有蒋介石之命,正好顺水推舟,控制贵州”。在滇军入黔之前,龙云专门召集入黔部队指挥官孙渡、刘正富、安恩溥、鲁道源、龚顺璧5人于家中,密嘱“到贵州后须乘便解决王家烈部”,各部入黔后“可按情况相机办理”。其时,不仅龙云谋求对贵州的控制,桂系亦有此意。

(二)桂系觊觎贵州与王家烈的复杂心态

桂系一直关注滇黔政治走向,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滇黔烟土销售对其经济、政治影响甚大。黄绍竑就言,滇黔“烟土每年输桂转粤销售,数量甚巨”,而鸦片烟款的收入“几占广西全省收入的半数”,不但成为广西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也是桂系“政治上影响最大的力量”。毛光翔鉴于周西成“联桂反蒋”失败的教训,加之蒋介石不断施加压力,虽然桂系不断派员入黔与其联络,但毛与桂系“不敢往来”,并将鸦片改道四川、湖南输出,使桂系每年的鸦片特税收入锐减。王家烈主黔后,则在蒋与两广之间采取平衡之策。1931年底,桂系派人与王联络,表示“彼此唇齿相依,希望继续周西成时期的交情”。王家烈虽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于1932年得以主政贵州,但其在省内的重要反对势力犹国才、蒋在珍分别得到龙云及刘湘的支持。王家烈认为蒋介石不会将犹国才、蒋在珍调离贵州,为取得两广在军事装备上的支持,表面上对蒋尊重,暗中则向“两广靠拢”。另外,王家烈一直担心犹国才“勾结龙云再入黔”,与桂系联络也有应对云南压力的考量。

对于两广尤其是桂系而言,贵州是与蒋介石对峙的重要缓冲地,他们一直重视经营与贵州的关系。1934年1月,陈济棠建议桂系应对“滇、黔方面赶紧想办法”。此时,南京方面也有意以黔省归属为条件,分化两广。1月24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的广西代表黄旭初会谈,表示可将“滇、桂、黔划为一区,交广西负责”,并称“桂何必做粤的附庸”,桂系“可否不签名于粤方通电”。1月29日,已脱离桂系的内政部长黄绍竑在与黄旭初商谈广西问题时提出,可在经济上“设立滇、黔、桂三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中央及滇、黔、桂各派委员二人,以李宗仁为委员长,以谋三省交通、经济之发展,款项由中央酌予拨助”。汪、黄之建议为蒋介石所认可。此时,福建事变刚刚平息,蒋亦想趁机解决两广问题,推进统一化进程,但对两广策略变化不定,或“联桂制粤”,或“联湘制粤”,试图离间各方关系,以期造成有利形势。蒋既想借桂系之力牵制粤方,又试图用滇黔制衡桂系。前述黄绍竑向桂系表示可设立由桂系主导的滇黔桂经济委员会,但在2月28日,黄称,“对滇、黔、桂经济委员会事,最好由桂先向两省接洽”。王家烈虽然与桂系交好,但自然不愿意成为桂系之附属,龙云更是如此。若桂系真按此议接洽,必将对其与滇黔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李宗仁深谙个中之利害,洞悉此举之用意,当即复电称“三省经济委员会,对滇黔恐反为所累,中央能助桂便好,他不敢望”。粤桂之间虽然也有分歧,但都将滇黔川视为抗衡蒋介石的重要战略空间,陈济棠就向李宗仁提出,应“用某种方式使滇、黔、川一致团结,以巩固根本,放政治异彩”。

贵州在毛光翔主政时,“内部已不能统一,迨家烈而分化益显著”。两广重心在于防蒋,受制于自身力量,桂系主要通过与王家烈的合作来影响贵州,以使贵州成为两广的战略缓冲地带。1934年1月,王家烈因担忧龙云派兵入黔支持犹国才,希望李宗仁“想法帮助”。李则表示:“龙云不至于入黔,他如果那样做,我们要说话。你现在整顿内部,搞好团结,对收拾民心方面,多做工作。以后要械弹,由你备价(烟土),我向广东方面磋商。”不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于1934年5月中旬进入黔东后,各方很快调整策略以应对时局变化。

1934年下半年,陈济棠、李宗仁专门派遣张蕴良为代表入黔,与王家烈签订粤桂黔“三省军事协定”,主旨是“如果蒋介石对三省任何一方用兵,必须互相支援;贵州需要械弹,备价由粤、桂磋商接济”。这一军事协定,拓展了两广的政治空间,实现了两广一直以来的重要战略目标。而王家烈同意签订这一军事协定,受到多方微妙因素的交织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蒋介石对黔政的干预,使王对蒋怀有戒心。长期以来,蒋虽然无力直接控制贵州,但一直扶持一派以牵制另一派。因王家烈“助桂反蒋”,蒋策划“以犹(指犹国才——引者注)倒王”。其间虽然犹部在与王的争斗中失利,但王对“蒋、犹的戒心并未稍减”。红三军入黔后,王认为若“全力向黔东红军用兵”,则犹国才“可能从西路乘虚进袭”,担忧蒋介石借机将其搞下台。

二是向蒋介石求助经费未果,急需两广助力。王虽以“特货(指鸦片——引者注)贸易,与桂为亲交”,但其上台系“借中央卵翼”,面对红三军入黔带来的压力,他迅速向南京寻求经费支援。1934年6月4日,王致电汪精卫,称:贵州“内部渐次就绪,方期一致”,但红三军“由川窜黔”,将“影响西南全局及国军剿匪之大计”。特派贵州教育厅长谭星阁到南京面呈情况,务恳“予以充分补充接济”。谭星阁到宁后,向蒋提出支持黔军经费及武器装备的请求,但又担忧蒋借机派兵入黔,强调“黔省兵力,防堵贺匪,尚能应付。惟省库奇窘”;同时,“黔省军队战斗力尚强,惟器械不甚精良,子弹亦不充裕”。对于贵州希望的经费,蒋介石拒绝接济,称“中央财政困难,暂难接济,还请勉力自筹”;对于军事装备,则“准发步弹十万颗”。蒋介石的这一安排,显然与王家烈的愿望相去甚远。

三是王家烈虽试图修复与蒋介石的关系,但既难取得蒋之信任,又受到桂系施加的压力。红三军在黔东的活动,使贵州军政人员均“诚惶诚恐”,王欲“挽此危局”,须先协调好内部关系。他与犹国才于7月下旬在关岭会晤并达成和解,向南京方面表示二人对“所有剿匪计划及黔局善后事宜”,均“商洽完毕”。蒋介石以“剿共”为第一要务,王、犹此时和解有利于其“剿共”的总体部署,故对二人“合作开诚,共维黔局”,表示“至可嘉慰”。然而,王、犹矛盾并未真正消除,犹国才不愿意就任贵州民政厅长一职,使蒋认为“黔局尚有问题”。蒋早在1934年1月就言:“惟桂挟黔王,其态度骄横如旧。”蒋对黔桂关系密切十分不满,为增强对贵州的政治影响力,在1934年一度还计划派遣宋思一到贵州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贵州分校。对此,王也想同意,以借此“和蒋搞好关系”。然而,桂系强烈反对,甚至威胁王家烈:“倘若同意蒋介石在贵州办军分校,广西就禁止贵州购运的武器过境。”王家烈被迫拒绝蒋介石,蒋、王关系陷入困顿。蒋一直存有“非平粤桂无以安内攘外”的认识,而运用黔政是其达成目标的重要手段。

1934年9月,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王家烈面临的压力更甚,而蒋介石对其作战不力的督责也日严。9月22日,蒋致电王家烈,称红三军团在黔北发展迅速,红六军团也进入贵州,如“黔军再不努力痛剿,唯有坐待宰割”,责问王氏“平日悉索黔民之力以养兵”,今若不“举其全力”,则“养兵究何所用”?9月25日,蒋再次督促王家烈“亲往督励”。在各实力派中,王家烈力量最弱,其决策主要是依据政治利益而定。因蒋对其存有心结,故在受到各方挤压时,王家烈对桂系更为倚重。10月下旬,王家烈因感力量单薄无法独自应对中央红军入黔之势,主动联系两广寻求支持。桂系表示愿派桂军于“贵州都匀、榕江策应”,陈济棠则答应派粤军“推进到广西浔州(桂平),必要时进到柳州策应”。

(三)龙云拒绝桂系“联合出兵”计划

以红三、红六军团在黔活动为理由,桂系曾计划借此造成滇黔桂三省联合出兵的形势,以抵消蒋介石“谋黔”的军事政治压力。为此,桂系派张蕴良入黔与王家烈商谈,称中央红军可能将“通过西南各省,北上抗日”,蒋必然“藉追击红军为名”,“派‘中央军’进入西南各省,夺取政权”,建议“滇黔桂三省出兵”防堵,以压迫红军向四川巴东方面渡江北上,以免“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阴谋得逞”。这一计划,得到王家烈赞同,但为龙云拒绝,最终未能实现。

龙云拒绝桂系的提议,有以下四方面考虑。其一,前曾述及,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他对此“是不甚关心的”,直到中央红军到达湘桂后才“开始注意起来”,还认为中央红军不会入滇。其二,龙云在蒋介石与两广之间,一直挺蒋,从而获得了经费、合法性名位等各方面支持,还在蒋桂战争中派滇军入桂作战。若同意桂系提议,则会形成有利于桂系的政治舆论,反而有损云南利益。萧佛成在分析龙云与两广的关系时言道:“滇龙决不愿意与西南立于同一战线。”其三,龙云对桂系一直存有戒心。早在1933年,桂系为扩充军备,聘请了一批日本顾问并进口日本飞机组建空军,其时四川刘文辉也组织航空队。对此,龙云认为“受了两面(指桂、川——引者注)威胁”,遂计划成立航空队,以应付“川、桂两方面来的压力”。其四,龙云一直认为应将贵州置于云南统辖之下,并不愿意王家烈与桂系走近,支持犹国才就是为了保持云南对贵州的影响。各方势力对此熟知,蒋介石在1934年9月为让王家烈集中力量对付红六军团,还专门致电龙云,要其“切嘱犹国才务与绍武(指王家烈——引者注)开诚合作”。

龙云支持犹国才反对王家烈,而桂系又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双方存有心结,故桂系虽然一直向龙云示好,但从未得到积极回应。中央红军入黔后,形势发生变化。之前,滇、桂实力派主要是通过扶持他人来影响贵州,此时双方皆有借机直接获得黔省辖制权的图谋。蒋介石则利用双方这种心理,将贵州归属作为制衡滇桂的筹码,彼此都有着各自的盘算与布局。

三、蒋介石“一石二鸟”策略与龙云获得黔军指挥权

20世纪30年代,龙云并非主要政治实力派,且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其军事力量并不强大,在“军阀当道的暗礁浅滩中”相当“谨小慎微”,除了对贵州有觊觎之心外,并无心卷入外界事务。中央红军入黔,使西南地区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蒋介石言,“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龙云判断,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蒋介石必定派军跟进,更会“抓走了云南半独立的大权”,将对自己在云南的统治有很大威胁。形势的变化使黔省走向与各方政治利益的关联更大,蒋及滇桂均调整了对黔政策,而黔省辖制权的归属,又以蒋介石的态度最为关键。

(一)蒋介石对贵州的考量

因桂系对贵州烟土税收的依赖,蒋介石将贵州视为解决两广问题的一个突破口。1934年11月12日,蒋就思考“规划川湘黔乎”;17日,称“经营西南,再定川湘乎”;18日,则考虑“湘川黔统辖于总部问题”,计划“电商龙云”;到21日,又思索“川湘黔问题同时解决乎?抑分别先后乎?应注意滇龙”;22日,蒋在日记中写“粤桂湘黔川问题”;25日,则思考“对川黔方针与名义”。蒋介石从其全局利益考量,将贵州视为牵制两广的重要筹码。12月1日,蒋介石对两广问题有如下考虑:“如收桂则粤必中立不助桂,如收粤则桂必助粤,故不如先定桂。”对如何“收桂”,蒋认为:“对桂以置部于湘黔为备,一面授其指挥黔湘以慰之,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之道乎。”蒋计划以黔湘归桂,以示好李宗仁、白崇禧,但又担忧龙云态度。

蒋介石常根据形势变化和政治利益得失,不断调整其对黔省归属的安排计划,希望收到“一石二鸟”的功效:既可拉拢龙云,也能向桂系示好。蒋的这一策略,加大了龙云谋黔的难度。蒋介石虽在思索“对桂系与黔湘步骤”,但对黔省的归属一直举棋不定。其在12月20日有“收黔平桂”之考虑,但21日产生“对黔辅助之,而使之制桂”的计划;26日,有了“以湘黔为交换条件”而使桂系“不勾结湘川”的打算;到29日,又产生“助滇黔以制桂”及“和桂以黔易湘”的思考。蒋的这种态度,是各方关系影响的结果,也影响各方关系的发展,彼此相互交织。

龙云对蒋、桂、黔各方动态十分关注,尤其是桂系派兵入黔一事。12月11日,粤桂实力派联合发出“真电”,以追击“共匪”为由主动表示要派兵入黔。对于“真电”内容,香港报纸作了报道。龙云得悉后,马上就报道内容致电蒋介石,探询蒋的态度。12月20日,蒋复电龙云:“共匪入黔,决定跟踪穷追。剑及履及,务期歼灭乃已。粤桂方面亦请缨加入序列,事诚有之。港电所传,略与事实不符。”蒋介石的回电虽轻描淡写,但表明其对滇桂谋黔心态的把握相当准确。蒋对是否允许粤桂派兵入黔未置一词,是留下将来在滇桂之间周旋的空间,也说明蒋在黔省辖制权归属问题上具有主动权。蒋就认为,“我军既入黔,不患不能制桂”。国民党中央军入黔,蒋介石有了更多牵制滇桂实力派的资本。薛岳明言:“本路军今次入黔,责在剿匪,间接亦为中央对西南政治设施之监视者。”

滇黔对桂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桂系一直采取主动姿态发展与滇黔的关系。黄绍竑就说,“尽管滇军两次进兵广西”,但因云南烟土经桂输粤的过路税收对桂系财政影响至大,事后总是桂系“主动地向云南修好”。早在1934年7、8月,两广在获得蒋介石有意“谋川”、“谋黔”的信息之后,就试图拉拢龙云,希望其能够维持“中立”。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两广担忧贵州为蒋所控制,想通过直接派兵入黔的方式,使之不为蒋介石完全掌控,同时打算以这一方法实现前述陈济棠提出的“用某种方式使滇、黔、川一致团结”的目标,故十分关注龙云态度。然而,龙云虽然维持着与两广之间的联系,但一直保持距离。

由于国民党中央军、桂系等对贵州辖制权归属有重要影响的力量突然交汇,局势的复杂性加剧,龙云的对黔策略也更加审慎。蒋介石对粤桂派军入黔的态度,一直在摇摆之中。中央红军于1934年底突破乌江,蒋介石急需各方力量入黔积极“追剿”。1935年1月2日,他思考“对桂设法缓和”;4日,蒋在部署各方追击中央红军的安排中,产生“粤桂军到达遵义后,黔军归李总司令宗仁之指挥”的计划。蒋计划将黔军指挥权划归桂系,有三方面考虑:一是将黔军指挥权与桂,可调动桂系军队助其追击中央红军;二是可借此缓和与桂系的关系;三是此举又能不让桂系完全控制贵州军政事宜,为下一步布局留下空间。然而,若黔军真的划由桂系指挥,必然会对龙云的态度产生影响,甚至会使其调整对蒋、桂的政策,进而影响到蒋的对桂部署。蒋也意识到此点,故一直犹豫不决。同日,蒋致电刘湘,对滇军派遣一旅先进驻毕节的建议表示“极同意”,但请他“与志舟(指龙云——引者注)洽商再行下令”。蒋计划在川黔交接地带围攻中央红军,但对龙是否愿意配合其部署并无信心,指派刘湘沟通,也是希望利用四川的地缘政治条件说服龙云。果然,蒋的担忧并非多余。虽然刘湘出面相劝,蒋也亲自致电龙云催促滇军进驻毕节,但龙云在1月8日的复电中,以各种理由拒绝派遣滇军向毕节前进。龙云此举,主要是为观望形势。蒋介石对此亦无可奈何,只能反复以军情相催,称“俟滇军到毕节,即约期会剿。请令滇军早日出动”。龙云在1月14日的复电中却言:滇军可向毕节前进,但“滇军遵令到毕节后,始能决定第二步办法。如深入川境,则问题尚多,须有详细计划,否则,困难实多也”。所谓“详细计划”,包括蒋对各方军队指挥权的安排。龙云声称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决定滇军下一步行动,实际是探询蒋对滇的态度及安排。蒋、龙前期的密切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并非具有共同的理念。龙云此时虽留出了回旋空间,但蒋若对滇军安排不妥,他就会有多种借口不配合蒋对中央红军的追堵安排。对于龙云的这种心理,蒋介石自然能够感受出来。

龙云对桂系的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与桂系维持联系,是地方实力派为应付国民党中央对地方“统一”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滇桂关系十分复杂,彼此怀有戒心。在此变局中,桂系也在积极探询各方动态。1月中旬,李宗仁专门派遣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叶琪入滇,称中央红军“大部已渡过乌江”进入遵义、桐梓,“企图入川,形势显著”。桂军已由“榕江经八寨、都匀推进”,粤军“亦派兵三师协同剿办”。此举实则有打探龙云计划与部署之意。1月18日,龙云致电李宗仁称“此次共匪深入黔境,关系西南大局”,滇军已“遵照中央电令,简派重兵轻装出发,布防毕节”,但“唯欲图根本歼灭,则似非有统筹计划不能奏效耳”。桂系派叶琪入滇,除了打探滇军动态之外,也有拉拢之意。表面上看,龙云说明了滇军的行止,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桂系了解滇军动态的愿望。然而,滇军半遮半掩下一步行动计划,仍与桂系保持着距离。

龙云虽派滇军入黔,但指示滇军主要在滇黔边界可渡河一带布防,“主要在于防堵而不在截击”,而“追击任务由蒋嫡系中央军负责,本省军队总以巩固根本要紧”。蒋介石不断致电龙云,“希志舟兄即饬所部兼程开赴毕节堵剿”。刘湘、贺国光也催促滇军“进驻叙永或古蔺,联合川军,防匪西窜”。在各方压力下,龙云虽然让滇军向毕节进发,但不愿深入川境。为此,他于18日向蒋辩解,称刘、贺之计划,“似觉不甚明了滇省情形”;滇军此次系仓促行军,“只能为对匪作战之一单位,如深入,则一切均成问题。即兵之自身与给养皆感困难;且滇边亦空虚,转多顾此失彼之虑”。因此,从“兵力地形敌情种种关系”考虑,滇军到毕节后“只宜掩护滇东,再相机联合防剿”。龙云更表示,“若遽深入,则事实有所不能。谨先声明”。龙云的态度颇为坚决,蒋自知其中之奥妙,对黔军指挥权归属问题的考虑更加审慎。1月19日,蒋介石认为“桂粤未有进步”;20日,蒋又思索薛岳“名义”及“黔军归薛指挥”。蒋的这些思考,说明其对黔军指挥权的归属难下最后决心。

龙云的政治影响力虽较王家烈更大,但对全国政局影响有限。他一方面要小心观察形势以保存实力,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跟各方周旋以获得黔省辖制权,这些又主要取决于蒋的态度。因此,龙云虽拒绝让滇军入川,但也多次向蒋阐明其客观原因。21日,龙致电蒋介石,就蒋拟订的“剿匪”部署给出建议,“由毕节至老鸦滩一线,中间有镇雄、彝良、威信等处,均感空虚,似宜有所兼顾”;而由“泸州、纳溪一带,亦宜有重兵控制,以免突围西窜时无兵防堵”。30日,又电蒋氏,称“雷、马、屏地带,前有大渡河、右界岷江”,应调重兵在这一带严密布置“或有效可收”。这些建议事实上为其行为作了间接辩解。

(二)龙云获得黔军指挥权后的“患得患失”

蒋介石一直在思考各部队围堵中央红军的名义。1月23日,蒋思考的是“薛之名义”;25日,则思索“薛、龙名义”;28日,蒋在日记中记载:“委龙、薛名义”。此时,中央红军调整方针不断突围,让敌人难以捉摸,而且国内外局势也有变化。31日,蒋在日记中总结了国内各方复杂变化及其思索的内容:两广方面,“粤方态度较前改善”,“桂、胡(指胡汉民——引者注)顽梗如前”,计划“对桂只有待机,对胡慰藉,对粤怀柔”;对于湘川,则考虑“只统制其经济而已”。蒋对桂湘形势变化的思考,影响其对龙云的认识,认为“滇龙效忠中央,当信任之”。于此,黔军指挥权的天平偏向了龙云。

1月19日,蒋介石下达“川江南岸围剿计划”。在该计划中,国民党“追剿军”负责压迫中央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堵剿部队”则由川滇地方军充任。其中,滇军“以十团以上之兵力,扼守叙永、毕、泸之线,并限于二月十五日部署完妥”,若中央红军突过该线,还要联合薛岳的第二兵团及川军“堵追围剿”。在蒋的部署中,滇军承担的任务不轻。中央红军在贵州不断转战,使蒋误判形势,对粤桂派军入黔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1月31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称“黔北之匪,不日既可肃清”,在此形势下“粤桂军不必入黔”;指示薛岳“婉劝”桂系,让其“在都匀等部队,不必再行北进”;“对于黔省清乡善后,由兄负责。待征滇黔意见,再行发表名义”。蒋向薛岳透露了他的计划,“先发表龙云为西南剿匪军第一路总司令”,薛则为第一路前敌总指挥,并要求薛氏“速与滇龙主席切实联系,事事表示敬意,受其指导为要”。这些往来电文表明,此时蒋介石更重视滇军在“围堵”中央红军中的作用。

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委定龙、薛名义。”次日,蒋正式任命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薛岳为“剿匪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官。与1月31日蒋致薛岳电文中的安排稍有差异,原定的“西南剿匪军第一路总司令”改为“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第一路总司令由何键担任,这是为了笼络湘军。这一安排的用意,蒋在任命当天发给薛岳的电文中说得十分明确,“中央以第二路总司令之任付托龙志洲(指龙云——引者注)”,是为了方便其“指挥在黔各军,以一事权”。蒋希望通过这一安排,使龙云配合其追堵计划。当日,蒋发出“冬电”,告知龙云:“中央以第二路总司令之任付托。吾兄贞干廉明,素所倚重,盼即指挥薛总指挥及各军努力进剿。际兹艰难之会,同建绥缉之勋。”蒋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此前将黔军指挥权授与桂系的计划,但也担忧桂系的态度。2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对桂仇怨未消,如何使其畏威怀德,当慎思之。”而他思考的平衡策略是:“对李、白以桂黔边区名义付之,何如?”

龙云对于这一任命,则有“患得患失”之感。2月2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龙云,而龙云对两电的态度区别明显。第一次致电,蒋并未言及龙云任职一事,主要谈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毕节既非扼要,兄部驻毕节主力可速移驻昭通、大关方面,以作向绥江方面出击之准备”。龙当天即回复,“似此共匪未进叙永以前,则滇军仍不暂移昭为宜”。对蒋的要求,龙并不准备遵照执行。第二次致电,即前述“冬电”,龙云当天并未予以回复。直至2月3日,龙云才回电,称“忝膺重命,只悉之余,感悚交并”。龙云对中央红军入黔后贵州军政格局的走向十分在意,尤其对桂军入黔相当敏感,突然获得黔军指挥权,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与桂争黔的有利条件,颇为意外。他对之前不积极派兵前往毕节、移防昭通等行为作了巧妙辩解:“职久托帡幪,无论公私,只须钧座有所驱策,均当竭诚自效。况职部即无名义,早经遵令出征。”不过,龙云虽然表示“既重膺新命,更当勉效绵薄,藉图报称”,但并未立即宣布接受任职,其理由是“唯赤匪实力及我军情况此间尚未深悉”,“薛、王两部久在前方,熟习匪情”,将“去电征询,一俟得复,谨即拜命就职”;又言:“唯是材轻任重,加以时间仓猝,感奋之余,弥殷惶悚”,“又一路军负责何人?一、二两路任务有无明白规定?万一赤匪窜过大江,职军应否跟踪追击?”龙云担忧虽获名义,但无法指挥薛岳及王家烈,并且这与其想获得的对黔省军政两务的控制权还有差距,询问一路军负责人等情况,实则是探询蒋的整体军事部署。各方关系错综复杂,龙云对获得这一任命的得失考量颇多。

龙云对是否就任“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的犹豫态度,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2月5日,蒋致电朱培德,称:“闻龙志舟有辞新命息,如其辞电已到,请勿必公布,以免外间猜测。一面切属其从速就职,以免外人乘机造谣也。”此刻,龙云是否就职,对蒋的政治声望及相关部署影响甚大。好在5日当天,龙云复电表示就任,暂时解除了蒋的忧虑。龙云复电要点有:其一,表示就职,但言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欲就则恐无补时艰,遗钧座知人之明;欲辞,则又恐人议其虚伪矫情。再三思索,唯有本其愚忠,竭尽驽骀,懵然就职,并略分钧座之劳于万一”。龙对“欲就”、“欲辞”的思索过程作了解释,但所言仅为表象,事实上是掩饰其“谋黔”之意未得完全满足及观察形势再定行止的一种策略。其二,表示“尽其力而为之”,此后“当与各友军开诚相见,互为勉励”,这是一种态度。其三,称“现在匪势已成流动,恳请钧座再电薛部,克日推进,衔尾进剿”,表明他担心无法指挥薛岳。当天,龙云任命孙渡为第二路军代理第三纵队司令。2月6日,正式发布就任通电:“兹遵于鱼日敬谨就职。”

总括而论,蒋介石最初关于黔军指挥权的考虑对象,并非着眼于龙,而是桂系。蒋在滇桂之间反复权衡,其意图主要是“借力打力”。将黔军指挥权授予桂系的考虑,是为解决两广问题寻求突破口。最终,将黔军指挥权授予龙云,则有“一石二鸟”的思考:其一,因桂系态度“顽梗如前”,将黔军指挥权与滇,则可借龙云牵制李、白;其二,可使龙云转变其消极应付的态度,派遣滇军配合其“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对于龙云而言,谋求的是对贵州军政事务的辖制权,现所获仅为黔军指挥权,虽可提高其政治及军事影响力,但离目标尚有差距,内心颇有“患得患失”之感。龙云之忧虑并非无因,蒋介石虽将黔军指挥权与滇,但又有以桂黔边区司令之职“诱桂”之计划。对桂系留下妥协空间,则黔省之归属尚在两可之间。由于蒋、滇、桂、黔各方的利益出发点不同,尽管黔军指挥权的博弈暂时告一段落,龙云对蒋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但并未形成彼此互信的状态,各方皆有自身的盘算。

四、黔省改组与龙云争取辖制权

龙云就任“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后,其“围堵”态度较之前转趋积极。在1935年2月6日通电任职当天,龙云致电滇军将领,要求积极“主攻”,阐述了三项原因。其一,中央红军“弹药缺乏,疲惫不堪”。其二,可重振滇军声威,提高云南政治声望。“我滇军护、靖两役,中外驰名。乃民十九入桂,军威一落千丈,致启人轻视。近年以来,虽力求振作,但于国家无有表见。此次出征,全局所关……为国家利害,诸弟前途,本省以后地位计,均在此一举。兹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时。”其三,龙已就任新职,形势发生变化。“现已就任总司令职,滇军已成主攻,原来计划,只在守边,现则为唯一追击之主要部队。况在此中外注目,各省大军会剿之际,一举一动,均观瞻所系,迥然不同。”此电从另一维度表现出龙云提升政治声望的迫切意愿,重要目的则是实现获得黔省辖制权的夙愿。另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蒋介石将黔军指挥权赋予龙云的决定,的确收到功效。2月中旬,孙渡因不明中央红军主力所在而不敢贸然追进。龙云多次致电催促其前进,在2月13日的电文中言:“唯我军剿共,近在咫尺,仍未进剿,实难为情。仰即遵照真、文、元各电,速即开始。”与此前的态度截然不同。

同时,龙云也调整其对桂态度。对龙云而言,与桂系维持联系是一种政治上的平衡策略,但他内心对桂系则“爱恨交加”。一方面,与桂系保持联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地方实力派联合对抗蒋介石“统一”全国的共同心态;另一方面,不乏借此增强政治资本,以向蒋谋取更多资源的政治考量。在就任“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后,龙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他在2月9日致电蒋介石称:“不肖者,口言剿共,而唯恐匪果歼灭;口言统一,而唯恐国家不多事。人心如此,真堪浩叹。”所谓“不肖者”,显然指两广。龙云谋黔多年,此时仅获得黔军指挥权,离其目标仍有相当距离。他一直担忧蒋介石把黔省划归桂系,也明白蒋在滇桂之间施用的平衡权术。此时明确对桂系进行政治评价,既表示了对蒋的支持,也借此增强其在蒋心目中的政治信誉,为争取黔省辖制权制造有利条件。

(一)滇、桂关注黔省动向及其改组

滇黔在政治、经济及财政方面对两广具有关键作用。国民党中央军入黔引起两广极大不安,出于与蒋介石博弈的政治需求,粤桂不断派人入滇联络龙云。2月中旬,胡汉民在给陈济棠、李宗仁的函文中强调:两广军队若不借“围剿”中央红军之机入黔,则“誉望俱失,且示人以弱,适增其觊觎窥伺之心。而好我如滇、黔,从此必误其倾向,并使他方得制我经济财政之命脉”。至3月初,为加强与龙云的联系,胡汉民向陈、李提出派张震欧、王若周为代表入滇的建议。然而,这些并未改变龙云对桂系谋黔的戒心。

两广不断要求派军入黔。2月13日,陈济棠致电蒋介石,称粤桂军本应“遵令停止入黔”,但仍请缨入黔,原因是粤桂军入黔“目的固不在入黔”,主要是担忧中央红军与四川、新疆的各路红军连成一片“打通国际路线”,故有“乘时协力剿灭之必要”。陈称蒋若同意粤桂军入黔,则“请委德邻兄以名义”。陈的行动使蒋介石陷于两难困境:若同意入黔请求,将会增强两广对贵州的影响力;若不同意,又将给粤桂留有口实。2月24日,蒋致电薛岳称:“现在二广正借口中央军在黔逗留不进,以罪中央;如果匪东窜,而我军不克积极追堵,则彼等更可加罪中央,而且使川军对中央亦受不良影响,则事更难为。”

中央红军于2月下旬再次攻占遵义,贵阳方面顿感压力,桂系又有派兵到贵阳之意,不仅使蒋介石警惕,也引起了龙云的担忧。3月1日,云南驻贵阳办事处主任黄毅夫向龙云报告,称“自各军失利后,此间拥桂人员,拟电请都匀之桂军入贵阳,以谋撑持西南之最后挣扎”,担忧桂军若进入贵阳后,可能借机掌控贵州,他建议龙云“迅令第三纵队速进至黔、大、毕之线或以安旅(指安恩溥部——引者注)入贵阳”。3月2日,黄毅夫再次向龙云报告各方动向。首先,桂系加快进入贵阳的布局,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电示省中(指贵州省——引者注)拥桂分子发电请求”桂系派军到贵阳;二是加强军事准备,即“整顿军旅,蠢蠢欲动,并密在贵阳组织暗杀团,以图对国军将领暗施毒手”。其次,桂系行动引起国民党中央军的警惕,薛岳专门调遣“两连驻贵定、龙里预为防范”,还邀请滇军进驻黔西、大定、毕节一线。对此情势,黄氏认为:云南“此时宜尽量扩充,应付时机,不则安旅可抽调来贵阳”。3月3日,黄毅夫又向龙云报告:“现贵阳人心惶惶。(黔)省党部拟电请桂军晋省事,为职知,即托人晓以大义,已修改词意,并谨呈委座不发南宁。”贵州省党部所拟电文为:“黔省不幸,赤祸频仍。此次朱毛回窜,遵、桐相继失陷。警报传来,贵阳震动。……敬请轸念黔难,速令各省剿匪部队克日推进,合力围剿,以解黔民倒悬之危。”黄毅夫采用各种方式,将贵州省党部准备电请桂系派军入黔的电文改为请“各省”推进,是为了削弱桂系对贵州的影响。

龙云知道贵阳若为桂系控制,则黔省辖制权的归属将更加复杂,显然非其所愿。因此3月2日,他致电蒋介石:“此次共匪回窜,直取遵义,颇有疑虑。是否因发表绥靖主任(指薛岳,时任贵州绥靖主任——引者注)后,反动者(指两广——引者注)给以消息,不得而知。顷接薛总指挥冬己电称,桂有联匪并迳取贵阳之说。此种消息,固早有所闻,但迳取贵阳,助纣为虐,恐尚不敢。不过,日来彼辈甚形惶恐,能否冒此大不韪,则不可必。可否由中央或行政院予以警告。一面全局军事予以暗中准备之处。”龙云虽未直接明言桂系与中央红军联系,但欲言又止的表述方式更让人对桂系的行为产生疑虑。蒋在5日回复龙云表示:“桂方自动请出兵北上,是否别有用意,不得而知。万一不幸有轨外行动,此间自有相当处置。”蒋一直都在关注桂系动向。

2月7日,蒋介石致电薛岳,谈及两广动向及其考虑,要点如下。其一,“最近西南(指两广——引者注)情形,军人毫无觉悟,政客则尽情挑拨,依然故态,绝未改善”。其二,两广因“自中央军到黔,令王家烈追剿,使桂军不能联络,桂李名义不发表,粤飞机护照不发给”,故“认定中央有先解决黔事,再迫粤桂之势,将成为唇齿相依关系。除切实合作外,并派叶琪赴滇联龙”。其三,“粤军赴桂仍未中止,胡(指胡汉民——引者注)遂乘机大肆活动,嘱粤桂必须合作,在黔桂边境抵御中央军”。两广这一动向,反促使蒋介石更加重视龙云的态度。蒋一面计划派黄衡秋“赴云南一行,与志舟切实联络”,一面让朱培德笼络龙云。朱氏称赞龙云“慨然就任新职,足纾中央西顾之忧。良用嘉慰,切盼奋其全力……奠定西陲”。不过,蒋在决定对龙云“扶助之”的同时,对他也并非完全信任。

此时,蒋认为“粤桂逆谋暂露”,应对思路是“应预为防范,勿使其爆发”。基于缓和与两广关系的考量,蒋在2月17日产生这样的打算:“桂逆行动,当开诚布公以说之,先令其服从中央,照感电实施则可以贵州归彼也。”蒋仍将黔省辖制权作为对桂策略的重要筹码,龙云虽在特殊形势下取得黔军指挥权,但想获得黔省辖制权并非易事。

蒋在2月12日思考“龙、薛名义”时,计划“薛为黔省绥靖主任,归龙总司令节制指挥”。2月15日,蒋介石正式委任薛岳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这一安排,有以下考虑:其一,薛岳为其亲信,任命薛可使黔省归属的主动权掌握于己手;其二,龙以“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之职节制贵州绥靖主任,可暂安龙云之心;其三,黔省之归属并未最终确定,又可让桂系对黔省辖制权仍抱有希望。蒋对滇桂实施的平衡策略,可使双方彼此牵制。

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而后中央红军前锋逼近贵阳。中央红军向贵阳进逼仅是佯攻,但使蒋介石惊惶失措,急忙调动各处部队到贵阳增援。借云南境内空虚之机,中央红军主力于4月上旬很快向云南转移。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客观上加快了蒋对贵州策略的调整。王家烈在滇川黔各实力派中力量相对较弱,搞垮王家烈是蒋介石“收拾川、滇、黔的计谋之一”。中央红军尚在贵州时,出于各种因素考虑,蒋“对王还有所利用”,但中央红军主力入滇后,蒋加快了“去王”的部署。王家烈先后被迫辞去省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于5月3日被蒋以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名义强制离黔。局势变动,给龙云带来极大压力。

3月20日,龙云接到黄毅夫的报告,称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入黔,对外宣称是代表蒋介石与薛岳、王家烈商谈机要。黄氏分析,何、蒋关系密切,王家烈能够掌握黔政,则系何向蒋居间说项之功,即谓“皆何氏之力”;故何氏此次入黔,“外间多所揣测”。3月22日,黄氏向龙云报告:所谓外间之揣测,指蒋“授意王家烈交出军权,专主黔政”,而“外传消息,似有可靠”。黔政的变化,使本就有所猜疑的龙云对国民党中央军更加警惕。

(二)龙云对蒋的戒备与主动争取辖制权

龙云既要防备国民党中央军“夺他的地盘”,又担心中央红军占据云南。中央红军进入滇境后,他一方面将部队集中在昆明及昆明附近布防,另一方面急电薛岳驰援昆明,但又不允许薛岳主力部队进入昆明城。薛岳对此虽然不满,但为避免发生冲突,不得不按照龙云的要求进行,并与龙多次商谈“如何治理黔滇问题”,表示“滇黔应结成联盟”。出于各自利益考虑,龙、薛二人还“结成兄弟”以“在政治上互相支持”。

黔省改组后龙云对蒋更加戒备,而国民党中央军又无力控制云南。广西则直接受到国民党中央军威慑,与蒋介石的关系更趋复杂。蒋为稳定形势,对龙云采取了以下政策。其一,在经费上给予云南支持。不但派晏道刚送“特支费”入滇,而且“凡龙云求蒋补助的各项费用,蒋都从宽批发,以示关怀信任”。其二,通过各种方式“肯定龙云统治云南的政绩”,以安龙云之心。对桂系,蒋则计划采取两手政策:一是“对桂以礼卿(指吴忠信——引者注)负责运用和缓,黔省不驻重兵以安桂心”;二是有“以黔归龙节制”的打算。前一计划是因为革除王家烈职务“引起桂系反感”,而吴忠信与李、白皆有交情,以吴氏到黔任职,可“缓和与桂系的矛盾”。后一计划的目的,还是借云南来牵制桂系。为此,蒋决定亲自入滇:一是部署围堵中央红军,二是“拉拢龙云”。蒋明白云南地方实力派“从唐继尧起都有谋黔野心”,龙云扶持犹国才就是这种心理,是故一直利用黔省归属在滇桂之间进行政治布局。

5月10日,蒋介石抵达昆明,直至21日离滇,其间正式向龙云表达了设立滇黔绥靖公署的计划。在10日的日记中,蒋记载其准备与龙云商谈的内容,包括“西南及贵州大局”,以及“云南交通与军事,改中央番号”等。15日,蒋记载称:“粤桂倒(行)逆施极点。”贵州关联滇桂,为拉滇制桂,蒋在昆明期间对龙云极力笼络。据晏道刚所记,蒋多次和龙云密谈,表示会“提高龙云在滇、黔方面的权力”,但要求龙云“在滇、黔方面作为中央的支柱”,即利用龙“反桂”。蒋还口头表示:“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统率两省军政,由龙云主持。”

龙云就任的“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系军事职务,职权上仅能指挥贵州军队。然而,绥靖公署不一样,其职责、权限,乃至军事和政治地位均大有不同。1930年12月,国民党为“围剿”各省“边区及苏省”的中国共产党,特设“绥靖督办”。“绥靖督办”由国民政府特任,隶属于“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当时,主要成立了豫鄂皖、豫陕晋、江苏三个绥靖督办公署。各绥靖督办“对于所辖区域内之地方县政府及水陆公安、警察、保安队、民团等,于绥靖实施时,得随时指挥之”,“对所辖区内绥靖事宜,应负全责,且须不分畛域,彻底清剿”。同时,各绥靖督办“对于所辖区域内之地方行政、党务、司法、财政,不得迳行干涉”。《绥靖督办公署暂行组织条例》还规定“未尽事宜,得随时呈请修正”。初始,绥靖督办公署的职权主要限于军事事务。而后,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又先后在河南等省设立“绥署”。1932年,国民政府撤销“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重新成立军事委员会,又在山西等省设立“绥署”。在这一过程中,绥靖督办公署改名为“绥靖主任公署”。理论上,绥靖公署是为了统率该地军队绥靖地方而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各地绥靖公署主任实际上均委任当地的实力派充之。

地方实力派充任绥靖公署主任,不仅能指挥军队,还会对当地政治形势产生影响。绥靖公署的职权随之发生变化,即其不仅是军事上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区域的行政领导。1935年,蒋介石在贵州设立驻黔绥靖主任公署,根据《驻黔绥靖主任公署组织条例》规定,驻黔绥靖公署主任“由国民政府特派之,隶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受参谋总长、军政部长及训练总监之指导”。驻黔绥靖公署主任的职权不仅包括军事,还包括行政、党务等,具体如下:指挥区内军队及地方团队,监督指导区内军队及地方团队之教育与民众组织及训练,完成本区与军事有关之交通;对于所辖各绥靖分区及县政府等军政机关,“得随时指挥之”;对于绥靖区内“有关绥靖事宜之党政事务,应分别商同省党部、省政府办理”。1932年后设立的各绥靖公署,“更多的不是缘于军事上的需要,而是受到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地方实力派或军政强人获得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后,不仅可以“顺势利用中央权威节制自己的军队”,而且还可以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从驻黔绥靖公署主任的职权可以观察出,这一时期的绥靖公署主任职权关涉军事、行政、党务等事宜。龙云若能获得滇黔绥靖公署主任职位,其军事、政治地位将大为提升。

蒋介石此时作这一表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拉拢龙云对付中央红军。二是华北局势危急,且两广与日本联系实行“借日自重”方针,需要拉滇制桂。蒋在5月13日记载“桂白勾倭卖国之劣迹,更明矣”;15日则记“倭寇对华北蛮横,更无忌惮”。三是入滇后对龙云观感甚好。13日日记中称:“志舟明达精干,深沉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桂白荒谬跋扈,适示其多行不义耳。”

如前所述,绥靖公署的职权已经有了较大转变。成立滇黔绥靖公署并由龙云负责,则其长期追求的目标即可实现。蒋此时仅是口头表示,为尽早达成目标,龙云采取了主动争取的举措,即在蒋与两广之间进行斡旋。贵州一直为滇桂所看重,也是蒋介石在滇桂之间维持平衡的一个筹码。贵州已然为蒋直接控制,想要获得黔省辖制权,直接取决于蒋之态度。蒋、桂关系复杂,但桂系在政治声望上较滇为大,龙云想要获得黔省辖制权,既需要实力,也要借助时势。

黔省改组之后,龙云鉴于王家烈下台的教训和对蒋介石直接指挥滇军的防备,一度要求前线滇军“集团驻行”以避免被蒋分化瓦解,迭电孙渡部不得深入黔境贵阳以东。龙云既担忧滇军追击不力引起蒋介石不满,又害怕滇军深入险境而被削弱实力。然而,蒋介石入滇后,双方不断交流,龙虽然对蒋仍有戒备,但猜忌心逐渐减弱。据陈布雷记载:龙云见蒋后,“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而蒋入滇后,称赞龙云“坦一易而明大义”,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对其他政事“仅示大概”而嘱龙云“全权负责”。蒋在离昆当日如此记载:“以时间过早候机不到,致送行者劳等三点余钟,志舟主席几病,心甚抱歉。”可以窥见,双方此次见面较为融洽。

龙云明白,蒋介石对其拉拢,主要是为了制衡桂系。蒋与两广皆希望借重于云南,若能取得在双方之间居中调停的身份,既可提高在全国的政治声望和分量,又能稳定西南地区政治格局,将有可能更早获得黔省辖制权。在滇期间,蒋介石与龙云不断商讨“两广问题”,龙云顺势提出在蒋与两广之间进行斡旋,蒋也表同意。对此过程,龙云在致陈济棠的电文中言,“蒋公莅滇,弟初次一见,窥其对于时局和平统一,有十分诚意”,于是“不惴(揣)人微言轻,冒然以调处自任”。

在斡旋过程中,两广提出“就地域之便利与国防之需要得设军分会或划分国防区”及“凡属地方应有之政权、财权、绥靖权,中央须给予不加妨害之确实保障”。7月1日,受龙云委托与两广联络的中间人刘震寰向龙云言:对于两广要求设立军分会、政治分会之议,若“蒋接受此项建议,将来滇、黔可划为一区,军分会与政治分会设昆明”。刘震寰所述,道出了龙云积极斡旋的意图所在。龙云的意图虽好,但斡旋过程并不顺利,甚至一波三折。

国民党五全大会即将举行时,形势发生变化。8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两广形势,应速进行妥协。”24日则记:“两广渐有和平统一之势”。此前,在8月15日,蒋就派黄绍竑到达南宁,于22日与李、白等人商谈并达成以下共识:其一,“将全国划为若干区,区设政治分会或政务委员会”;其二,“粤、桂、黔为一区,将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其三,“粤设一绥靖主任,桂、黔设一绥靖主任”。黄绍竑、蒋伯诚又先后入粤,表示“西南两机关可以保存”,又以“桂、滇、黔划为一军区饵桂”,桂则“派人分赴滇、黔,暗中进行”。上述打算,与龙云之意完全相反,他想获得黔省辖制权并非易事。龙云一直谋求控制贵州,向蒋介石提出斡旋请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抵制桂系谋黔的意图,此刻虽然暂时受挫,但他并未停止谋划。

五、滇黔绥靖公署设立与龙云取得黔省辖制权

(一)龙云获任“滇黔剿匪总司令”的复杂经纬

龙云与桂系都想取得对贵州的辖制权,亦都得到过蒋介石的暗示,但都不具有主动权。而桂系即使控制了贵州,也须妥善处理与云南的关系。龙云想要实现辖制贵州的计划,需要在蒋、桂之间的斡旋中寻找机会。

9月,蒋介石决定对桂系仍采取缓和态度。9月20日,黄绍竑致电桂系,称“蒋允将滇、黔、桂划为一区,以德邻为正,龙云为副,因蒋曾将黔许龙之故。此案将在五全代会提出。并望德邻能出席五全代会,于蒋面子较为好看”。为尽快解决两广问题,蒋介石曾专门召集黄绍竑、陈诚、吴忠信、熊式辉等人讨论。蒋言:“今非昔比,旧账已算不清,桂若能和,不啻增兵百万。”不过,蒋也不愿意将被桂系视为威胁的驻黔中央军撤离黔境,谓“此非对桂,实在控川”。10月,华北形势更加严峻,蒋在10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华北政局将急变乎?”而对“两广形势如何安置”?由于五全大会即将召开,蒋决定“对两广应先用政治方法求其统一”。贵州归属转而不利于龙云。

11月1日、12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及五全大会先后召开。蒋介石与两广代表进行了接触。蒋为争取李宗仁出席五全大会,在11月14日对黄旭初等言:“滇、黔、桂分区事不成问题,虽曾以黔许龙,但总有方法可改。”其实,前曾述及,在8月底,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等人曾商议了一个方案,即“将全国划为若干区,区设政治分会或政务委员会;粤、桂、黔为一区,将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粤设一绥靖主任,桂、黔设一绥靖主任”。但黄绍竑向蒋介石报告后,蒋表示将滇黔桂划为一区。蒋介石此议,将桂系主张的粤桂黔划为一区,改成加滇而分设两区,即粤桂分开设区,有分解粤桂之意。同时,桂黔滇三省另设一区,无形中又可让滇桂彼此牵制。

蒋介石为在党内实现团结,急需笼络桂系。11月29日,蒋在单独与吴忠信商谈时表示:“德邻来京与否,均将以滇、黔、桂名义发表,只须想几句话对付龙志舟。”蒋认为此时“对广西假以名利,与以黔省以妥反侧”,二者“为救国之张本”。在蒋以利益为先的政治设计中,此前对龙云之暗许实无足轻重,黔省辖制权明显向桂系倾斜。

龙云对蒋、桂接触十分关注,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打探消息,很快就得到蒋介石将黔许桂的信息。11月20日,龙云急电陈布雷,探询蒋的态度:“近闻桂方要求兼领黔地,委座将有允意,未知确否?若只前此发表之三省边区司令,尚未大碍。如果作进一步之请求,另给其他名义,则关系实重,似宜多加考虑。”龙云此言,其实就是反对将黔划桂。

1935年11月21日,龙云再次致电陈布雷,明确提出黔省辖制权的归属问题。首先,称“近年以来,故值政局摇动,人事变迁,而黔终未为反动所归并者,因滇本此意旨,从旁维持耳”;更以“道义”相责称,“追随委座,虽只八年,而时局如何动荡,人心如何反侧,皆始终不渝者,一则为正义,一则为委座”;如果国民党中央对以上因素不加以考虑,“只顾一时便利,遂予以名义,俾得统制黔省,此不啻奖励反叛,实亦磨灭正义。且使滇不但受制于人,并受无穷之讪笑也”。他还强调,“滇、黔名虽两省,实如一体,如此措施(指将黔省辖制权授予桂系——引者注),虽只对黔,而滇亦不啻在内也”;更称,“当此人心浮动之际,应请委座衡量利害,多加考虑”。龙云软硬兼施的表述,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希望实现“统制黔省”的意愿。这从另一维度表现了民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异化的景象,反映了龙云和蒋介石完全以利益为取舍的关系。

龙云对黔省辖制权视若禁脔,试图通过不同渠道的运作以增强实现的可能性。为此,他让云南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致电贵州派驻广州的代表甘凤章、杨星涛,请他们向胡汉民、萧佛成等西南执行部元老说项,表达重视贵州归属之意。1936年1月26日,甘凤章等人复电袁丕佑,言“俟胡先生(指胡汉民——引者注)莅省”,就转呈胡汉民、萧佛成、邹鲁、陈济棠诸人,按照龙云“意示诸旨”进行筹商,“旅粤黔人,已请西南扩委会,主张以志公绥靖黔省,盼即出师贵阳。当此千载一时之机,望请志公一面固我边圉,一面进师筑垣”。甘凤章所言由龙云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职务以统筹滇黔,正是龙云所盼。

正当龙云对黔省归属心急不安之时,因“倭亦柔化”,华北形势有所缓解,蒋介石又调整其计划:“对西南非法两机关劝其设法改制,以免倭寇在华北制造伪机关,以西南为藉口也。”同时,红二、红六军团向湘黔边转移。于是,蒋介石决定改变此前设置绥靖区的表示,改而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湘桂黔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对于这一任命,李、白事前曾托吴忠信向蒋介石转达“此举须要助饷”的要求,但后来蒋未拨付经费,二人遂以此为借口未就职。对前述龙云致陈布雷的第一次电文,因陈氏请假,仅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室职员回复表示将代为转达;第二次电文,陈布雷亲自回电,称“他方(指桂系——引者注)虽有此要求(,)但委座对公相知日深,信任甚笃。传闻之言,请勿过虑”。陈布雷作为蒋介石亲信,其态度实为蒋之态度,虽表达了对龙云的安抚,但亦未明言黔省归属,说明蒋介石仍在犹豫。

红二、红六军团在滇黔活动及各方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又调整策略,转而重视龙云。一方面,蒋认为“两广未统一,何以对外”;另一方面,又需要滇军配合其“剿匪”部署。如何运用黔省辖制权以平衡滇桂关系,蒋也难下决心,一直在反复思考“滇黔问题解决方略”与“如何统制两广”。为破解这一难题,蒋在2月初曾有设立滇黔绥靖公署,以龙云、李品仙为公署正、副主任的打算。这一安排,既可满足龙云辖制黔省的意愿,而李品仙为桂系骨干,其任职也能安抚桂系。然而,蒋既反复琢磨“对滇方针”,又在意“滇、桂态度”,对此计也一直犹豫未决。

龙云对蒋介石部署追击红二、红六军团的“追剿”军进入云南十分担忧。3月22日,龙云派到贵阳了解各方情况的代表陈养初就致电龙云,称:“此间盛传赤匪主力有窜昭通模样,若果属实,于云南前途关系至大。川黔往事,(鉴)为前车,乞饬各将领将赤匪迅逐出滇,免中央军有所借口。”次日,龙云复电称陈氏“所见甚是”,言“肖、贺……不难驱逐出境”。因龙云“有拒绝‘追剿军’入滇的表示”,为打消龙云疑虑,蒋于4月5日要求“凡入滇各军,均归龙总司令统一指挥”。顾祝同又于4月7日亲自到昆明,与龙云晤商“追剿有关各事项”,表示“嗣后关于樊、郭、李各纵队之行动,请兄迳令为祷”。尔后,“追剿”军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个纵队才得以进入云南。

龙云的态度,使蒋颇为担忧。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一职,既关系“围剿”红二、红六军团的军事部署,也关涉滇桂实力派的平衡问题。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又改变以龙云、李品仙为滇黔绥靖公署正、副主任的计划,4月17日,考虑委任龙云为“滇黔剿匪总司令”。4月27日,蒋介石已在思考龙云履职“滇黔剿匪总司令”后应注意的各项事宜。4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正式任命龙云为“滇黔剿匪总司令”。委任龙云为“滇黔剿匪总司令”,暂时回避了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一职的最后归属问题,既可为龙云“绥靖”滇黔留有遐想,也可借此与桂系周旋。

(二)变局中获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

蒋对黔省归属问题反复调整,龙云为之焦虑不已。不过,形势很快转而对龙云谋黔十分有利。面对蒋介石稳步推进的统一步伐,两广战略空间不断被压缩,尤其是5月12日胡汉民突然去世,“西南骤然失去这中心人物,局面遂因此而发生变动”。粤桂危机甚切,终于先“动”起来。6月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具呈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呼吁领导全国抗日,很快将两广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并令其北上;5日,两广军队以抗日为名向湖南永州、郴州进发。此后三个多月,两广与国民政府中央函电交驰,几至兵戎相见,史称两广六一事变。

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与粤桂皆密集调整军事部署,形势骤紧,滇川诸省的动向对双方皆较为重要。6月3日,蒋介石计划“电滇龙、晋阎”,探询他们对两广问题的态度。蒋介石对两广问题虽然准备运用政治方式解决,但“不能不调重兵于粤边镇摄之”,不断进行军事部署,“决定战斗序列”。6月6日,蒋介石密电龙云,称“两广逆迹显著,其军队行动密而且速,可否将入滇各军全部调回,并速定行军序列”。龙云接电后次日,即要求所属各部速定行军序列,并将行军顺序详细报告。

龙云一方面执行蒋介石“速定行军序列”的命令,一方面也在探询“围剿”前线各方将领态度。滇黔“剿匪”军第一纵队指挥官樊嵩甫6月6日复电龙云,称两广“不应有阋墙举动”,如其“必欲自残其类,以求一逞,恐其部属亦不无明达之士,取而代之也。如入寇必由赣、湘,中央早已计及”,建议“滇黔方面,暂事缄默,一面严其边防,或不致酿成大患也”。当天,龙云致电滇黔“剿匪”军第二纵队独立第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称:“两粤将有异动,如果成为事实,影响国家实非浅鲜,不识吾兄以为如何?”罗氏在7日回电称,“某方(指两广——引者注)果有异动,实属影响国家前途至深。职军人也,除积极澈训所部,敬听驱策外,他无所知”。樊、罗二人均对两广持反对态度。

龙云虽然对外宣称支持国民党中央,但并不愿意过多卷入蒋与两广的军事斗争。为应付可能的危机,龙云决定以时局变化、滇省东防空虚为由,要求第三纵队指挥官孙渡将其下属第二旅安恩溥部调回昭通。孙渡向龙云建言:“就目前环境言,本省应付可分两方面:即对时局与对匪患而已。”对时局“苟我专以防匪为词,不欲积极有所行动,彼殊无向我轻易启衅之理”,关键在于龙云“对大局应付决策如何”。对与黔桂接近的东防,“为镇摄及备应付时局起见,诚有驻兵之必要,安旅(指滇军安恩溥旅——引者注)回昭(指云南昭通——引者注)尤善”。对于孙渡之议,龙云表示安恩溥旅立即调回昭通,“至本省对大局之主张,为注重国家前途及本省安定起见,仍本向来一贯主旨,不稍变更”。

蒋介石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相当关注。6月13日,在日记中写道:“一、鲁韩态度不明如昔。二、湘何心犹未定。三、冀宋之心不安。四、川刘与滇龙相同。全局安危在于本身运用之何如耳。五、粤陈如先来接洽,则先对粤安置亦可。六、对桂运用之门。”刘湘与龙云的态度相同,指的是二人将根据形势变化来确定政策,若蒋方占据优势,则刘、龙自然会支持蒋方。蒋对龙云的心态把握十分准确。

两广内部很快被分化。蒋介石通过实施分化之策,广东空军有飞行员投蒋,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也先后表示“拥护中央”。形势于蒋有利,他决定尽快解决两广问题,同时确定对滇黔方针。他在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决委李、白、黄以原职,而独调陈来京。二、电陈济棠劝其辞职,保全公私。三、调陈令以布置妥后再下为宜。四、滇黔与粤桂同时下令解决。”其中第四点,指的是决定任命龙云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

黔省辖制权一直是蒋介石平衡滇桂的重要筹码,此时决定将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一职畀以龙云,是为了尽快解决事变。两广问题由来已久,并且瞬息万变。六一事变的发生,既是严重的政治危机,也是彻底解决的契机,蒋介石需要各方势力的支持。龙云长期在粤桂之间奔走联络,在此特殊形势下,更要加以笼络;并且,蒋也需滇军在西南牵制桂系力量。因此,蒋介石才有正式任命龙云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的打算。

因云南之地缘环境,蒋介石需要龙云公开支持国民党中央,以对两广形成政治压力,进而促成问题的解决。对于龙云而言,他想借事变之机,在蒋与两广之间进行斡旋,增强其政治话语权,但引起蒋介石的猜疑。6月28日,蒋介石认为龙云之态度“应加以注意而劝勉之”;29日,直接称“滇龙似有挟两广以自重之心,乃欲以调人自居”。限于特殊形势,蒋需要得到龙的支持,上引“劝勉”一词,说明他对龙云仍是以怀柔为主。

龙云能够在云南动荡的政局中成为滇省最高执政者,既在于其较胡若愚等人实力为强,也在于其对政治形势的准确判断与把握。龙云一直打探两广形势走向,根据形势变化,在7月下旬决定与刘湘联合发表支持中央的通电。7月11日,刘建绪向龙云报告,称“中央机四架南飞,亦尚未归来。又接湘讯节称,粤陈利用蔡廷楷,蔡要求巨额军费未遂,现留港拟组华侨救国军”。7月15日,龙云转告刘建绪,称中央已宣布余汉谋升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州绥靖主任,调陈济棠为国防会议委员,李、白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及副主任。龙云认为,“京中处理此事,以表面视之,似觉和平。然内部仍按定以军事善其后之意”。龙云在7月17日致鲁道源的电文中又言,粤桂“内部先生变化”,余汉谋、李汉魂均通电离职,空军黄志刚等40余人也“通电指谪伯南(指陈济棠——引者注)”,并“率机九架飞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设国防委员会,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调任国防委员,但陈济棠仍准备抵抗,“粤桂从此破碎矣”。他判断桂系内部经济困难,且“屡以征兵激起民变,亦甚不安”。7月22日,龙云致电刘湘,表示“川滇唇齿相依,关系至为密切,自非掬诚互助,不足以应付非常。求所以巩固中枢,而策地方进行者,此后自当随时团结,以期实效也。承示拥护中央各原则,均甚赞同”。龙云这一表示,可形成对蒋有利的政治舆论。

粤方内部被分解后,蒋介石自认为其“对于两广处置之方针与政治运用之步骤,幸无失算”。陈济棠离粤后,西南两机关“亦因之取消,此实消除统一最大之障碍也”。尔后,对桂工作成为蒋介石考虑的重要内容。蒋可能“因为广东解决太易,想乘势根本改造广西”,突然于7月25日改变此前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及副主任的决定,改任李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调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及副主任,并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采取进逼之势,蒋、桂气氛再度骤紧。在此形势下,蒋更需要拉拢龙云。

因担心桂系采取军事行动,蒋介石进行了周密部署,决定正式将黔省辖制权授予龙云,以安其心。8月2日,国民政府撤销滇黔“剿匪”总司令部,改任龙云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副主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辞去本兼各职,由顾祝同继任。蒋介石任命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兼任贵州省主席,是为了增强贵州的军事应变能力。在正式任命顾氏之前,蒋介石于8月1日专门致电龙云,称贵州省政府主席“现因军事重要,不能不更调”,拟以顾祝同兼任主席,“兄意如何”?此举有两层含义:一是即将任命龙云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对贵州人事安排需要告之于龙;二是顾祝同为军事将领,将其调任贵州主要是为了应对桂局,避免龙云猜疑。为笼络龙云,蒋介石还要求何应钦发足“云南每月补助费”。

就龙云本意而言,他既不希望蒋介石收服两广,也不愿两广发生战事而波及云南。蒋、龙的政治意图不同,彼此虽然各表尊重,内心又互相猜疑。蒋介石为形成对桂系的政治舆论与心理优势,希望龙云公开反桂。8月19日,蒋致电龙云,言“御侮必先统一,决不以华北严重而姑息听其(指桂系——引者注)割据”,云南“据上游,势如建瓴”,希望龙“于此时严张声势,加以警告,收效必大”。然而,长期在蒋、桂之间周旋的龙云,虽然不看好桂系,但亦不愿公开得罪桂系。黄旭初称,两广六一事变后,“凡对中央不满的,多和广西向有往还”,龙云亦在其中。

在波诡云谲的复杂形势中,龙云最终获得了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一职,实现了其长期追求的政治目标。他内心十分高兴,为此把昆明市东大街改名“绥靖路”,并建立“绥靖门”以示纪念。然而,蒋给龙“加官晋爵只是虚荣,并无实权”。龙云虽获得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一职,表面有统率贵州的权力,但实际上对贵州事务难以置喙。不过,这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其在复杂的政治、军事博弈中求得生存。

结      语

龙云谋取黔省辖制权,并非一时想法,而是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从地缘因素观察,滇黔接壤且渊源深厚,故清代就有“滇黔古无分野之说”。从行政区划及制度传统观察,贵州至明朝才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正式确立作为一个省的独立地位;直到雍正时期贵州行政区划范围才基本确定,而清朝时“贵州全省自始至终与云南合为一个大区,共同隶属于云贵总督统一管辖”,滇黔两省在行政上形成一定的“统一体”,具有历史渊源。这“经常成为以云南为代表的邻省军阀插足贵州的借口”。从民国政治发展脉络观察,唐继尧督滇之时能够长期左右贵州,不可避免地使后继者有了某种心理暗示。加之,贵州长期存在经济落后、财政不能自给自足的状况,地理条件使其对外联系受限,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军阀势力相对较弱,形成了很强的“依附性”。这些都是龙云主滇后一直想控制贵州的重要因素。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加之自身实力受限,龙云不可能再如同唐继尧时代那样干预黔政,但一直对贵州有觊觎之心。

龙云谋取黔省辖制权的想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二六政变后,云南政局不稳,龙云、胡若愚、张汝骥忙于云南内部事务,并无觊觎贵州之心,当然亦无此实力。六一四事变后,周西成派遣黔军入滇,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龙云控制贵州的意识,支持李燊返黔即是这种意识影响做出的行为。由于实力有限,第一次谋黔过程中,滇军虽然进驻贵阳,但最终以失败退出。此后,龙云调整策略并改变方式,通过支持犹国才与王家烈内争的方式来影响贵州。由于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贵州一直为滇桂等军阀势力所关注,但其均无独占之实力。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使西南地区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各反动势力借此时机各施所谋,围绕黔省辖制权展开复杂博弈。

龙云与蒋、桂、黔各军阀之间既有利益勾连,又尔虞我诈。中央红军进入后,贵州成为各方关注重心,其显著变化表现在:一是原来对贵州鞭长莫及、也无适当理由入黔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反共”为借口,尾随中央红军入黔,打破了贵州原来的微妙平衡状态;二是在中央红军的直接打击及蒋介石的有意“收拾”下,王家烈势力逐渐瓦解,被迫下台,贵州为蒋直接控制,成为蒋用来平衡与滇、桂军阀关系的重要筹码;三是原来虽“图黔”但无力直接控制贵州的滇、桂军阀,均想借中央红军入黔之机,取得对贵州的辖制权,拓展自身政治空间。龙、蒋、桂均有自身打算,围绕黔省辖制权的博弈,更显复杂与多变。

在1934年底及1935年初,龙云对是否派遣滇军出兵贵州以配合蒋介石的“围剿”部署,一直犹豫不决。通过内部反复商讨,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是表面上遵照蒋介石之命令,派遣滇军入黔,既想拒中央红军于云南境外,又想让国民党中央军无入滇理由。二是滇军以在滇黔接壤地带布防为主,不主动与中央红军作战。在对桂策略上,虽然对桂系一直怀有戒心,但维持着与桂系的联络,以备“不时之需”。龙的消极态度,给蒋介石带来困扰:若不笼络,则对付中央红军的部署难以实施,龙云也可能在政治态度上偏向桂系;若要拉拢,必须给予诱饵。最后,蒋任命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可指挥黔军,暂时调动了龙云的积极性。然而,蒋介石改组黔省,龙云很快就从“重振滇军声威”的心理转为“唇亡齿寒”之忧。蒋亲自入昆,口头许诺成立滇黔绥靖公署并由龙云担任主任一职,改善了与龙云的关系。龙云采取主动姿态,提出在蒋与两广之间进行斡旋,得到蒋的许可。

龙云试图早日获得黔省辖制权,但蒋介石并不遵守承诺,又调整其将黔许滇的打算,试图通过以黔归桂来缓和与两广关系。红三军、红六军团在云南活动,龙云对蒋的部署与安排并不积极执行,反而有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入滇的表示。这种态度,既是一种不安的心理,也是向蒋提出条件的手段。蒋介石不得不再次重视龙云的态度,采取折中方案,任命龙云为“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龙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争取黔省辖制权。正当蒋介石在反复思量滇桂如何平衡之时,两广六一事变发生。龙云根据局势变化,既避免过多卷入争端,又公开发表支持蒋的言论。在急需各方势力支持以形成有利政治舆论并及早解决两广问题的现实需求下,蒋介石虽然对龙云有所不满,但最后还是正式任命其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以示笼络。

龙、蒋、桂及黔系各军阀“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是反共反人民的行为。并且,各军阀之间利用这一反共部署,根据自身私利,围绕黔省辖制权相互算计,进行政治、军事博弈,不仅没有使他们形成共同的政治基础,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彼此的裂痕。各方博弈中,蒋介石逐渐掌握了主动权,取得了向“统一”政治体迈进的优势,但滇、桂、蒋各怀心思的行为,注定了各方形成的利益关系仅是暂时的,并不稳固。龙云在争取黔省辖制权这一过程中,以配合“围堵”中央红军这一反共部署为手段,不断运用各种策略,虽然名义上取得了黔省辖制权,但并不能真正控制贵州。

综上而言,各方围绕黔省辖制权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博弈,远不止影响西南地区政治的历史演进过程,隐含着多维复杂的深刻内涵。1924年,孙中山称:“‘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孙中山将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言“盖将来中国之命运,系于三民主义之能否实行”;同时,表示“欲以一党谋中国之幸福,先须各党员日淬励其互助之精神,而导之向于同一之目标,可无疑也”。然而,国民党后来的发展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不仅背叛了中国革命,还使自身陷入反动军阀的内耗之中。围绕黔省辖制权的博弈,表明国民党政权根本无法实现中国的真正统一,更无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也是国民党统治政权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所在。

(作者段金生,系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