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在短短20年内取得显著发展，与国际药企深度融合。
2.南京作为生物医药产业的重点区域，已聚集超过1300家生命健康领域企业，其中规上企业242家，高新技术企业230家。
3.由于政策支持和人才回流，中国已经从创新药的输入国转变为输出国，2023年国内药企对外授权发生78起，首次超过输入。
4.除此之外，南京模式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独特启示，即在患者与企业之间搭建桥梁，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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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白嘉嘉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企业生产的新药击败全世界最畅销的抗癌药。”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赵宏，在“委员通道”上提到了康方生物自主研发的依沃西，在对照实验中打败“全球药王”帕博利珠的消息。
外媒将其称为中国医药行业的“DeepSeek时刻”，而赵宏说，“这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确实如此。
俄罗斯圣彼得堡某技术学院的副校长F先生（化名）罹患高危型骨髓瘤后，咨询了全球大量医院和专家。专家告诉他：“最好的CAR-T治疗在中国。”
得到同样建议的还有来自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多个国家的患者，其中一些人被医生建议临终关怀，但在中国接受治疗后病情都得到了显著的缓解。
而为他们带去奇迹的CAR-T疗法，来自南京一家叫做驯鹿生物的公司。
这或许与一些人的印象不符——那段缺医少药的往事仿佛还在昨天。但这种误解情有可原，中国首次提出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至今，其实还不到20年。
1、两股浪潮在中国交汇
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菲利普·夏普教授成立了一家名叫Biogen的生物医药公司，用于开发自己的研究成果“基因剪刀”。
他相信这项技术有改变世界的潜力。
历史证明夏普是对的。1993年，他和同事一同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但在得到瑞典卡罗琳学院评选委员会的青睐之前，是麻省理工所在的城市——波士顿，率先向Biogen敞开了大门。
夏普成立Biogen的前一年，波士顿议会通过了美国第一项允许并规范重组DNA研究的立法，这意味着给基因上的锁配了一把名为市场的钥匙。
法案一锤定音的那一刻，闸门打开，这座城市成为了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心。
同一时期，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个叫屠呦呦的人，完成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研究。
当时，中国深受疟疾困扰，这种由疟原虫引起的致命疾病，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感染超过3000万中国人。
于国于民，疟疾都必须被消灭。
于是，一个集合了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的科研团体悄悄成立，并开始了一项代号为“523”的特殊任务：研发防治疟疾的新药。
屠呦呦正是其中的一员。
这是一场以年为单位的漫长征程。经过191次试验，科研团队终于从黄花蒿中发现了抗疟疾的有效提取物，双氢青蒿素横空出世。因为缺少条件，屠呦呦决定，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
1978年，“523”项目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研制成功，而屠呦呦也在2015年代表“523”研究组领取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大洋两岸，两座诺贝尔奖，生物医药的两股浪潮奔涌向前，最终汇聚到了一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中国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生物医药技术和设备，国际药企也纷纷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这是中国向世界学习的时期，也是一段人类命运呼吸与共的往事。
1988年，中方代表团来到美国，正式和百年药企默沙东谈判乙肝疫苗转让技术。
最初，默沙东希望以每年约20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出售疫苗，但在了解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和民众所面临的乙肝威胁后，最终决定以700万美元的底价，将重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及生产线转让给中方，还承诺“不收取任何专利费以及利润，也不在中国出售默沙东生产的乙肝疫苗”。
“默沙东当年的举措，至少让4000万中国儿童免受乙肝病毒的侵害，为国家社会节省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许多年后的2019年11月，在默沙东举办的“乙肝疫苗转让中国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梁晓峰感慨万千。
2、如果你正在寻找创新，那么这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1989年，在生物医药人才向波士顿汇聚的大潮中，一位叫李革的年轻博士被一场美国30年不遇的暴风雪堵在了路上。
当时李革已经取得了波士顿某大学的教职，无奈只能放弃任教，后来受导师邀请共同成立了生物医药企业Pharmacopeia。
今天来看，命运的线索在那场暴风雪中埋下——李革实现抱负的地方，不在与他失之交臂的波士顿，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1999年，李革应邀回母校北大进行演讲，路上顺便考察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情况。
他敏锐地发现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药品研发能力，只是生产技术还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而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欠缺一个可以让技术大展拳脚的平台。
这些顾虑一度让李革很犹豫，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风声传来，全球市场被摆在中国面前——这正是李革期待的平台。
于是在2000年，他和刘晓钟、张朝晖，以及后来的赵宁，一同回到中国，在太湖水集团的扶持下，创立了如今世界排名前三的CXO（医药外包）巨头药明康德。
李革是21世纪初人才回流中国的缩影，除了他之外，标志性事件还有鲁先平和丁列明分别在2001年、2022年回国，先后创立了深圳微芯和贝达药业。
这些人抱着一腔作出“中国创新药”的热血，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带来了宝贵的知识、人脉和国际视野。
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即将进入发展最迅猛的时期。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的《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生物产业作为重点战略产业，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等行业。
2008年，“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启动，资助强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在专项的推动下，化学药、生物药从跟进到局部赶超，中药开始全面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控制水平提升，创新药接连上市，恒瑞医药、贝达药业等一大批强而有力的创新药企强势崛起……
同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从全球招引人才。
有数据显示，招引回国的人才中，三分之一从事的是生物医药及相关领域的工作，先后创建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
……
随着一部部支持性政策出台，中国医药产业渐渐缩小了与欧美等国的差距，具备了挺进国际市场的底气。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从创新药的输入国，转变成为输出国。
2023年，国际药企将药品授权给国内的事件发生了33起，而国内药企对外授权则发生了78起。这是首次“中国输出”大于“中国输入”，或许也是以后的常态，毕竟中国药企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如果你正在寻找创新，那么这（中国）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收获了依沃西授权的国际药企Summit的实控人杜根如是说。
3、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南京切面
将时间拨回2012年，中科大博士颜钦和多伦多大学博士邵阳，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国内基因检测领域尚有的空白等待填补，自己要不要成为那个人？
二者都是典型的学霸，本科毕业保送硕博连读。
唯一的不同是，一个人在深圳，一个人在遥远的北美。不过，中国生物医药的发展浪潮，最终把他们推向了同一个地方——
南京。
对于那个问题，颜钦和邵阳都选择了肯定的答案。
颜钦和几位中科大校友在2012年联合创立了一家名叫真迈生物的企业，主要研发基因测序仪。
基因测序仪被称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光刻机”， 过去一直被美国公司因美纳所垄断，制约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而真迈生物通过长达12年的多领域交叉研究，突破了“卡脖子工艺”，2023年在南京落地了华东中心后，2024年便推出了行业的“集大成者”——单机日产数据量全球最高的超高通量基因测序仪-SURFSeq Q，和华大智造等企业一起奠定了国产替代的基础。
邵阳则在2013年以南京高端海外引进人才的身份回国，并和创始团队自筹了1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在江北新区创立了一家从事肿瘤筛查、名叫世和基因的企业。
两年不到，世和基因就成功申请了7项科技专利，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其自主研发的多癌种早筛产品，更是在2023年获得FDA突破性医疗器械认证，不仅成为全球获得FDA突破性认证中纳入信号特征最全面的多癌种早筛产品，同时也是国内目前获得该项认证中覆盖癌种最全、筛查范围最广的早筛产品。
懂行的人会发现，真迈生物正好是世和基因的上游。
但这真的是巧合吗？
据悉，南京2024年已完成生物医药产业营收超2000亿，位于省内第一梯队。
仅江北新区南京生物医药谷内，便聚集了超过1300家生命健康领域企业。其中，规上企业242家，高新技术企业23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8家。
显然，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产业链便会随之浮现。
点状创新带动产业链升级，继而辐射整片区域，南京的生物产业园区因此独具竞争力。
位于江北新区、江宁高新区、南京经开区的3个生物医药重点园区，全都入选了《中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行榜的前30强。其中，南京医药谷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八。
和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趋势一样，人才走进南京之后，创新药也在走向全球。
我们仅取一个切面。
去年年底，一份血样被从香港运到南京。
这份血样来自一位癌症患者，在驯鹿生物为血样中的免疫T细胞装上识别癌细胞的“CAR”组织后，被再次运回香港，回输进患者体内。回输入后，“CAR-T”细胞将激发人体自身免疫功能灭杀癌细胞，最终达到治疗的目的。
这种“南京生产+跨境供应”的模式，被称为“南京模式”——高效是它最大的特点。
CAR-T药物的生产条件苛刻，对时效性要求高。如果遵循常规的进出口通关流程，异地治疗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为了方便患者和企业，南京建立了一条可靠且通畅的绿色通道。
具体来说，南京海关和南京市政府联合印发公告，决定在江北新区试点实施出入境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
一旦企业提出相关需求，江北新区就会组织多部门会同行业专家召开风评会，并将风评报告提交至海关，审批时长压缩了90%以上。
很显然，随着“南京模式”的建立，以驯鹿生物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企业的潜在客群，从国内拓展到了全球，对一家处于市场开拓期的中国创新药企来说，这种便利正是它们所亟需的。
在人才和药品的流动中，南京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的独特启示浮出水面：
治病救人是生物医药创新的核心目的，在患者与企业之间搭建桥梁，就是在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2月27日傍晚，在南京新济州滩涂的冬候鸟，启程飞往世界各地，万鸟振翅汇聚成轰鸣声响彻南京的早春。
这一幕恰似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
它萌芽于中国人缺医少药的年代，在与世界的交融中一路壮大，人才、产业、产品的流动是这段艰难历程不变的主题。
随着中国药企与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中国创新药渐成气候，如候鸟迁徙般重回世界之林，为世界人民带去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