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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热议的“生物医药”有多强?一文看懂中国产业突围战

AI划重点 · 全文约3698字,阅读需11分钟

1.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在短短20年内取得显著发展,与国际药企深度融合。

2.南京作为生物医药产业的重点区域,已聚集超过1300家生命健康领域企业,其中规上企业242家,高新技术企业230家。

3.由于政策支持和人才回流,中国已经从创新药的输入国转变为输出国,2023年国内药企对外授权发生78起,首次超过输入。

4.除此之外,南京模式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独特启示,即在患者与企业之间搭建桥梁,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文 | 白嘉嘉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企业生产的新药击败全世界最畅销的抗癌药。”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赵宏,在“委员通道”上提到了康方生物自主研发的依沃西,在对照实验中打败“全球药王”帕博利珠的消息。

外媒将其称为中国医药行业的“DeepSeek时刻”,而赵宏说,“这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确实如此。

俄罗斯圣彼得堡某技术学院的副校长F先生(化名)罹患高危型骨髓瘤后,咨询了全球大量医院和专家。专家告诉他:“最好的CAR-T治疗在中国。”

得到同样建议的还有来自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多个国家的患者,其中一些人被医生建议临终关怀,但在中国接受治疗后病情都得到了显著的缓解。

而为他们带去奇迹的CAR-T疗法,来自南京一家叫做驯鹿生物的公司。

这或许与一些人的印象不符——那段缺医少药的往事仿佛还在昨天。但这种误解情有可原,中国首次提出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至今,其实还不到20年。

1、两股浪潮在中国交汇

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菲利普·夏普教授成立了一家名叫Biogen的生物医药公司,用于开发自己的研究成果“基因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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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这项技术有改变世界的潜力。

历史证明夏普是对的。1993年,他和同事一同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但在得到瑞典卡罗琳学院评选委员会的青睐之前,是麻省理工所在的城市——波士顿,率先向Biogen敞开了大门。

夏普成立Biogen的前一年,波士顿议会通过了美国第一项允许并规范重组DNA研究的立法,这意味着给基因上的锁配了一把名为市场的钥匙。

法案一锤定音的那一刻,闸门打开,这座城市成为了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心。

同一时期,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个叫屠呦呦的人,完成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研究。

当时,中国深受疟疾困扰,这种由疟原虫引起的致命疾病,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感染超过3000万中国人。

于国于民,疟疾都必须被消灭。

于是,一个集合了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的科研团体悄悄成立,并开始了一项代号为“523”的特殊任务:研发防治疟疾的新药。

屠呦呦正是其中的一员。

这是一场以年为单位的漫长征程。经过191次试验,科研团队终于从黄花蒿中发现了抗疟疾的有效提取物,双氢青蒿素横空出世。因为缺少条件,屠呦呦决定,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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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23”项目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研制成功,而屠呦呦也在2015年代表“523”研究组领取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大洋两岸,两座诺贝尔奖,生物医药的两股浪潮奔涌向前,最终汇聚到了一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中国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生物医药技术和设备,国际药企也纷纷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这是中国向世界学习的时期,也是一段人类命运呼吸与共的往事。

1988年,中方代表团来到美国,正式和百年药企默沙东谈判乙肝疫苗转让技术。

最初,默沙东希望以每年约20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出售疫苗,但在了解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和民众所面临的乙肝威胁后,最终决定以700万美元的底价,将重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及生产线转让给中方,还承诺“不收取任何专利费以及利润,也不在中国出售默沙东生产的乙肝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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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沙东当年的举措,至少让4000万中国儿童免受乙肝病毒的侵害,为国家社会节省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许多年后的2019年11月,在默沙东举办的“乙肝疫苗转让中国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梁晓峰感慨万千。

2、如果你正在寻找创新,那么这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1989年,在生物医药人才向波士顿汇聚的大潮中,一位叫李革的年轻博士被一场美国30年不遇的暴风雪堵在了路上。 

当时李革已经取得了波士顿某大学的教职,无奈只能放弃任教,后来受导师邀请共同成立了生物医药企业Pharmacopeia。 

今天来看,命运的线索在那场暴风雪中埋下——李革实现抱负的地方,不在与他失之交臂的波士顿,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1999年,李革应邀回母校北大进行演讲,路上顺便考察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情况。 

他敏锐地发现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药品研发能力,只是生产技术还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而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欠缺一个可以让技术大展拳脚的平台。 

这些顾虑一度让李革很犹豫,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风声传来,全球市场被摆在中国面前——这正是李革期待的平台。 

于是在2000年,他和刘晓钟、张朝晖,以及后来的赵宁,一同回到中国,在太湖水集团的扶持下,创立了如今世界排名前三的CXO(医药外包)巨头药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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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革是21世纪初人才回流中国的缩影,除了他之外,标志性事件还有鲁先平和丁列明分别在2001年、2022年回国,先后创立了深圳微芯和贝达药业。 

这些人抱着一腔作出“中国创新药”的热血,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带来了宝贵的知识、人脉和国际视野。 

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即将进入发展最迅猛的时期。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的《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生物产业作为重点战略产业,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等行业。 

2008年,“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启动,资助强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在专项的推动下,化学药、生物药从跟进到局部赶超,中药开始全面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控制水平提升,创新药接连上市,恒瑞医药、贝达药业等一大批强而有力的创新药企强势崛起…… 

同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从全球招引人才。 

有数据显示,招引回国的人才中,三分之一从事的是生物医药及相关领域的工作,先后创建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 

…… 

随着一部部支持性政策出台,中国医药产业渐渐缩小了与欧美等国的差距,具备了挺进国际市场的底气。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从创新药的输入国,转变成为输出国。 

2023年,国际药企将药品授权给国内的事件发生了33起,而国内药企对外授权则发生了78起。这是首次“中国输出”大于“中国输入”,或许也是以后的常态,毕竟中国药企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如果你正在寻找创新,那么这(中国)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收获了依沃西授权的国际药企Summit的实控人杜根如是说。 

3、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南京切面

将时间拨回2012年,中科大博士颜钦和多伦多大学博士邵阳,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国内基因检测领域尚有的空白等待填补,自己要不要成为那个人? 

二者都是典型的学霸,本科毕业保送硕博连读。 

唯一的不同是,一个人在深圳,一个人在遥远的北美。不过,中国生物医药的发展浪潮,最终把他们推向了同一个地方—— 

南京。 

对于那个问题,颜钦和邵阳都选择了肯定的答案。 

颜钦和几位中科大校友在2012年联合创立了一家名叫真迈生物的企业,主要研发基因测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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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测序仪被称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光刻机”, 过去一直被美国公司因美纳所垄断,制约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而真迈生物通过长达12年的多领域交叉研究,突破了“卡脖子工艺”,2023年在南京落地了华东中心后,2024年便推出了行业的“集大成者”——单机日产数据量全球最高的超高通量基因测序仪-SURFSeq Q,和华大智造等企业一起奠定了国产替代的基础。 

邵阳则在2013年以南京高端海外引进人才的身份回国,并和创始团队自筹了1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在江北新区创立了一家从事肿瘤筛查、名叫世和基因的企业。 

两年不到,世和基因就成功申请了7项科技专利,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其自主研发的多癌种早筛产品,更是在2023年获得FDA突破性医疗器械认证,不仅成为全球获得FDA突破性认证中纳入信号特征最全面的多癌种早筛产品,同时也是国内目前获得该项认证中覆盖癌种最全、筛查范围最广的早筛产品。 

懂行的人会发现,真迈生物正好是世和基因的上游。 

但这真的是巧合吗? 

据悉,南京2024年已完成生物医药产业营收超2000亿,位于省内第一梯队。 

仅江北新区南京生物医药谷内,便聚集了超过1300家生命健康领域企业。其中,规上企业242家,高新技术企业23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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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产业链便会随之浮现。 

点状创新带动产业链升级,继而辐射整片区域,南京的生物产业园区因此独具竞争力。 

位于江北新区、江宁高新区、南京经开区的3个生物医药重点园区,全都入选了《中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行榜的前30强。其中,南京医药谷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八。 

和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趋势一样,人才走进南京之后,创新药也在走向全球。 

我们仅取一个切面。 

去年年底,一份血样被从香港运到南京。 

这份血样来自一位癌症患者,在驯鹿生物为血样中的免疫T细胞装上识别癌细胞的“CAR”组织后,被再次运回香港,回输进患者体内。回输入后,“CAR-T”细胞将激发人体自身免疫功能灭杀癌细胞,最终达到治疗的目的。 

这种“南京生产+跨境供应”的模式,被称为“南京模式”——高效是它最大的特点。 

CAR-T药物的生产条件苛刻,对时效性要求高。如果遵循常规的进出口通关流程,异地治疗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为了方便患者和企业,南京建立了一条可靠且通畅的绿色通道。 

具体来说,南京海关和南京市政府联合印发公告,决定在江北新区试点实施出入境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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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企业提出相关需求,江北新区就会组织多部门会同行业专家召开风评会,并将风评报告提交至海关,审批时长压缩了90%以上。 

很显然,随着“南京模式”的建立,以驯鹿生物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企业的潜在客群,从国内拓展到了全球,对一家处于市场开拓期的中国创新药企来说,这种便利正是它们所亟需的。 

在人才和药品的流动中,南京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的独特启示浮出水面: 

治病救人是生物医药创新的核心目的,在患者与企业之间搭建桥梁,就是在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2月27日傍晚,在南京新济州滩涂的冬候鸟,启程飞往世界各地,万鸟振翅汇聚成轰鸣声响彻南京的早春。 

这一幕恰似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 

它萌芽于中国人缺医少药的年代,在与世界的交融中一路壮大,人才、产业、产品的流动是这段艰难历程不变的主题。 

随着中国药企与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中国创新药渐成气候,如候鸟迁徙般重回世界之林,为世界人民带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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