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里·戈德堡意外被拉入特朗普政府的加密群聊，讨论了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的计划。
2.群聊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等高级官员参与了决策过程。
3.然而，这一事件暴露了美国安全体制的漏洞，如使用商业通信应用进行保密聊天，违反美国《间谍法》关于处理国防信息的规定。
4.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模式以个人为中心，缺乏制衡与独立科学的评估，导致政策制定变得粗糙仓促。
5.事件反映出实用主义与孤立主义倾向在当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对美国政策安全性和联盟可靠性的双重质疑落到了国际舆论场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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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时45分，美国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更为震惊的是，在第一枚炸弹落下前两个小时，《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里·戈德堡意外被国家安全助理华尔兹拉入特朗普政府的加密群聊。群聊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等高级官员正在讨论详细的空袭计划信息。24日，戈德堡发文爆料此事件，引起轩然大波：草率的“群聊治国“，副总统与防长的“宫斗戏码”，以及特朗普”隐形的手“共同拼接出一幅政治讽刺小说般的荒诞图景，使我们得以一瞥美国政府最高权力圈的决策过程和政治倾向。
傲慢决策、制度失守：美国安全体制的自我瓦解
一个国家的安全团队，在一个人人可以下载的手机软件上的未分类群聊中讨论并敲定了针对他国的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充分体现了对传统决策程序与官僚制度的傲慢与蔑视。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处处存在着保密措施漏洞和违法操作：
国安行动“线上办公”合法吗？
正如罗得岛州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所说，“军事行动必须以极高的谨慎程度处理，并使用经过批准的安全通信渠道”。然而，“Signal”作为商业通信应用软件仍然非常容易被外国情报机构入侵，存在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且本身已经违反了美国《间谍法》关于处理国防信息的规定。
漠视刑法与常识的“直播决策”
如美国前国防部特别法律顾问瑞恩·古德曼所说，“泄密确实发生了”，而且直接让记者进入高度机密的国安讨论已经触犯了刑法条文，即“在处理机密信息时严重疏忽导致机密信息泄露给无授权人士”。此外，据戈德堡披露，华尔兹将群聊信息分别设置为一周后和四周后自动销毁，违反了联邦法律对于保存官方记录的要求。参议员里德称，此次泄露事件是他所见过的“对作战安全和基本常识最严重的漠视之一”。然而，事件发酵至今，白宫的回应口径仍然是“未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图通过强调结果的成功来淡化种种程序问题。特朗普在听闻简报后的回答中也仅有对戈登堡的轻视。
如此重要且敏感的军事决策，为什么可以无视法定程序和制度，为什么当事人在事件爆发后仍然可以有恃无恐，为什么能够允许本该精密严谨的决策上层做出这么“草台班子”的行为，这些问题都与近年来美国权力不断集中和政治个人化相关。
特朗普政府的影子式独裁和宫廷闹剧
总统国安团队的决策模式绕过了传统的安全和监督机制。在决策上越来越依赖少数领导人的直接干预，更加缺乏相关的制衡与独立科学的评估，这在群聊内容中副总统万斯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否立即对也门目标发动袭击的争论中尤为显著。在对话中，万斯在对话中明确表示，“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并质疑总统是否意识到该决定与其在欧洲事务上的既有立场严重不符。这种私下表达出的疑虑，与其在公开场合对特朗普保持的绝对忠诚形成了鲜明对比。
图源：央视新闻
赫格塞斯则回应称空袭的核心目标“不是关于胡塞武装，而是关于恢复威慑与维护航行自由”，并进一步强调总统已“开了绿灯”，批准立即行动。他的表态既符合其一贯的强硬立场，也暴露出其在总统意志面前的高度依附。作为一名前福克斯新闻主播，赫格塞斯缺乏军事管理经验，这一背景可能促使他在决策中更倾向于政治表态而非专业判断。万斯最终仍选择顺从，“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做，那就去做吧”，表明即便存在政策分歧，他仍需服从总统这一更高一级的“忠诚秩序”。
万斯的让步，赫格塞斯的配合，共同勾勒出一个以总统个人意志为核心的决策场景：总统成了政策的首要推动力，而机构的专业判断与制衡机制则被边缘化。这种以个人为轴心的权力结构，不仅让政策制定变得粗糙仓促，也为“群聊泄密”这种听起来像段子的事件埋下了制度性隐患。
美国政治系统对泄露事件的庇护
事件中国家安全团队之所以对严格的保密规定爱答不理，这是因为他们早就预料到就算东窗事发也不需要他们承担过于严重的后果，而后续的处理也印证了这一料想：在国会大厦，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为政府对该事件的处理进行了辩护，认为不应该对赫格塞斯或沃尔兹进行惩戒。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利维特表示，总统“依然对其国家安全团队充满信心”。特朗普周二也回应道，沃尔兹“已经吸取了教训，他是个好人。”特朗普式“强人政治”的庇护逻辑，使得高层及其亲信有恃无恐，得以规避制度性问责。这样的政治背景再加上美国政界普遍热衷于“手机治国”的滑稽习惯，闹出今天这个笑话虽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瞄准国内政治议程
虽然各高级官员存在些许意见分歧，但在特朗普的影子下，美国政府最高决策圈整体的政治倾向仍较为统一与明确，即强调国内政治影响，遵循“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外交。万斯对行动的质疑落脚于“担心公众不理解“，赫格塞斯的回答也强调采取行动最有力的理由其实是“传达信息”与宣传工作。他两次提到拜登在打击胡塞武装的失败，并将现任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塑造为重新建立对敌人的威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高层的决策思路：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议程紧密绑定。渲染“拜登失败”对比特朗普强硬，而军事行动的本质则成为服务国内叙事的工具。拜登政府所未能做到的，特朗普政府就要刻意去做，去宣传，为特朗普“强人政治”镀金，即使代价是冲突，军费和鲜血。当炸弹落向也门时，华盛顿真正瞄准的却是国内选票与舆论场。
特朗普政府的圣经：孤立主义
更进一步，这场“群聊治国”的闹剧，折射出实用主义与孤立主义倾向在当今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据的核心地位。副总统万斯的顾虑与挫败在于，美国只有3%的贸易经过苏伊士运河，而欧洲贸易有40%经过这里。因此，即使在意图上的目标是拜登政府和伊朗，只从结果讨论却是为欧洲创造了巨大利益。“我只是讨厌再次救助欧洲”，万斯如是抱怨。至少，我们能从这句直接情感的抒发观察到决策层的复杂心态：美国作为“西方领袖”是在国际话语上被塑造的人设，贯彻这种人设却意味着承担“欧洲保镖”的责任，这种“跨大西洋团结”正在为“美国优先”创造阻碍。
赫格塞斯与万斯在态度上对欧洲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我完全同意你对欧洲搭便车行为的厌恶。这太可悲了，”他在群聊中说。决策现实仍然根植于成本效益计算，但交流上对欧洲坦率的反感表明：美欧“团结一致”的纸牌屋已经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心态：外交不再是价值共识的延伸，而变成了责任谁摊得多、利益谁拿得快的算计游戏。正如白宫副办公厅主任斯蒂芬·米勒在群聊中说的，美国应该在袭击之后“向埃及和欧洲表明我们期望得到什么回报。”这种偿还策略正是实用主义倾向在外交决策中的缩影，通过将军事行动转化为对盟友的付费服务，对短期利益的追逐打碎了美国为民主世界提供安全保障的灯塔形象。
公司化的“美国优先”
这种倾向并非第一次暴露，万斯在一个多月前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也展示了这点。他直言“欧洲正在放弃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并表示“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或中国，而是来自（联盟）内部。表面上万斯是在人权自由领域进行“警示”，实际却是为了美国减少安全承诺作铺垫。他真正强调的是欧洲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因此，通过敦促欧洲国家实现新的支出目标并加大责任分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联盟”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以确保美国能够将资源集中在更符合“美国优先”价值观的领域。以短期利益为核心，将盟友关系工具化，淡化价值观纽带，转而强调“成本分摊”与经济交易——这正是现今白宫的实用主义倾向。在这样的外交态度下，一位欧盟外交官将如今的美欧关系比作“迎接风暴的帆船”。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这种以单边行动重塑规则，规避多边责任，确保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主导地位的历史基因终于走向了极致：一个公司化的美国。
结语：白宫内外的裂痕
民主党的激烈声讨，国际社会的质疑，欧洲的愤怒与不信任，公众与媒体舆论的发酵——这场荒谬事件在全世界掀起的轩然大波不可阻挡。白宫内部，这是开局阶段的一次重大挑战；白宫之外，它揭开了强人治下的不稳定，也暴露出美国霸权逐渐力不从心的现实。在美国政治的大背景下，使用商业群聊软件协调军事行动不仅是对《间谍法》的背离，更与2016年希拉里邮件门事件形成讽刺性对照——尽管两党立场对立，却在国家安全体系的裂痕深处重复着相似的制度性错误。更为讽刺的是，在群聊中肆意讨论作战计划却最终免受追责。在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这是“美国优先”正在为“美国孤立”再次拉开帷幕的又一有力佐证。结果导向的短视策略与实用主义政策的紧密结合最终撕裂了制度约束和盟友信任，对美国政策安全性和联盟可靠性的双重质疑落到了国际舆论场的中央。
（本文作者：初康睿、唐凯琳、林喆、李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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